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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6日
视野 股市监管当杜绝法治外的随意性
周俊生
创业板上市一个多月来，非但没有出现一些观察家所预言的暴跌风潮，反而成为整个Ａ股市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板块。深圳证交所一位没有公开姓名的“负责人”日前向新闻媒体发表谈话称，目前，创业板２８只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达１４５倍，吉峰农机的市盈率最高达到２９１倍。这位负责人认为，创业板已蕴含较大的市场风险。
看来，这位负责人判定存在较大风险的理由就是目前创业板的市盈率已经很高，出于对自己治下的资本市场一贯的“母爱情结”，管理部门要采取措施降温，涨得最厉害的吉峰农机自然成为必须遭受枪打的“出头鸟”，一位在吉峰农机股票交易中以大笔申报、高价申报等方式拉抬股价至涨停的投资者“解某某”被实施为期三个月的限制交易措施。同时，深交所还锁定了其他多个被认为有异动的账户，正在对其调查，对涉嫌违法违规的，将报中国证监会查处。
锁定某个投资者的账户、限制其交易，这在近期的资本市场监控中已是交易所的惯常手段。但是，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交易所既然设定了涨跌停板制度，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幅度之内的价格都应该是允许的，为什么投资者出一个在允许范围内的报价，将股价拉至涨停就是违规？如果交易所认为一个股票直奔１０％的涨停板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涨停板调低到他们认可的幅度之内呢？这样，“解某某”纵有孙猴子般上天入地的本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了。至于那个“大笔申报”的罪名，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交易所并没有规定一笔申报的上限必须在多少之内，那么究竟什么是“大笔”呢？似乎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投资者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完全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凭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判断市场走势的能力和拥有资金的实力）进行交易活动。但是，这种法律框架必须是事先确定并且让投资者广泛知晓的，而不能由监管部门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裁量。交易所之所以对“解某某”进行监管并限制他的交易自由，理由自然是其可能涉嫌操纵市场。对于“操纵市场”这一罪名，我国现行的《证券法》给出了４个方面的定义，即：“（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的第二、第三条用市场语言来理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倒交易”，这是操纵市场者为诱骗其他投资者跟风买进而采取的手段，出现的价格并不反映真实的市场买卖，所以理应受到严厉打击。但是，我不能不指出的是，其中的第一条，在概念上存在着较多的模糊之处，所谓的“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应该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操作行为，也是目前一些机构投资者用来实现所谓“市场维稳”目标的惯常手段。这种行为只有当其买入或卖出的量达到一定的限额，才必须受到限制。这个限额是多少呢？《证券法》对此是有规定的，即第８６条规定的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量的５％，到了这根线，投资者的行为才必须受到限制，反过来说，只要没有达到这个限额，投资者的行为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我不知道“解某某”的大笔交易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如果没有，显然交易所在对他的规管上执行的是另外一套标准。这套标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投资者也无从知道。
资本市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要求，应该也是对市场管理者的要求，这个法律就是《证券法》。《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所有具体的、细化的规定都应该符合《证券法》的精神，而不能照着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需而随心所欲地变动。市场管理部门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开公开的法律规定，根据自我的判断来对投资者的行为随意定性，如果认为《证券法》的这些法条已经滞后于市场的实际，不利于监管，那么监管部门应该先要促请人大修法。否则，每一个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都将面临动辄得咎的尴尬，因为他们即使按照《证券法》的要求进行操作，也可能触犯了管理部门自设的某种标准，这样一来，市场就成为一个人人自危的市场，从根本上说，投资者包括交易权在内的合法权益也就可以被监管部门随意剥夺、无从保障了。
其实，深圳证交所之所以要以“负责人”谈话的形式对创业板进行风险警示，无非是创业板市场的平均市盈率高了一点，如果目前这个市盈率不是“负责人”所说的１４５倍，而是只有１４．５倍，“负责人”还会发表这样的风险警示吗？那个“解某某”的账户还会被锁掉吗？说不定，他的行为反倒是交易所鼓励的呢。就在“负责人”发表这个谈话以后，昨日，创业板股票出现全线下跌，那个不幸做了“出头鸟”的吉峰农机躺在跌停板上一动不动，难道这就是“负责人”所希望看到的效果吗？难道这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吗？（作者系本报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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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海洲：股市监管不能只抓“笨老鼠”
2009年05月20日 10:53来源：新京报
备受市场关注的融通基金涉嫌“老鼠仓”事件日前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作为“老鼠仓”事件的主角，原融通深证100和融通巨潮100两只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已于5月15日被融通基金公司除名。
这是近年来基金公司曝出的第三起“老鼠仓”事件。前两次“老鼠仓”事件的主角分别为原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的基金经理唐建和原基金金元、基金宝元的基金经理王黎敏。和张野一样，唐建与王黎敏也都被撤职除名。
“老鼠仓”是股市里的一大公害，对“老鼠仓”主角从重处罚，这是维护股市“三公”原则的需要。但反省三起“老鼠仓”事件，投资者不免有所疑惑：为什么这三只“老鼠仓”就这么笨呢？像唐建与王黎敏的“老鼠仓”，使用的账户都是自己父亲或家人的，这样的“老鼠仓”当然容易被查出来。张野的“老鼠仓”虽然没有用自己家人的账户，但仍然可以非常容易地查出来。一是“老鼠仓”的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二是在四只股票上所采用的都是“周蔷”的账户；三是都与融通基金一起跻身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列。这种做法当然容易被发觉。实际上，只要张野的“老鼠仓”能够把“周蔷”的账户分散成多个账户，不出现在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名单里，或在四只股票上用四个不同的账户名称，那么，张野的“老鼠仓”也没这么容易被发现。
为什么在我们的资本市场中，只有这么显而易见的“笨老鼠案例”被抓出来了呢？同样是内幕交易，但一些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串通，其危害远比“老鼠仓”大得多。比如，每年年报期间，大凡股价涨势良好的股票，结果在披露年报时，上市公司都有良好的分配方案出台。这一现象在今年的年报期间更加明显，一些推出高送转方案的股票，基本上都有投资基金“精准”地潜伏其中。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多了，很难说是“先知先觉”。又如大小非解禁，某些公司在大小非解禁前后，往往都有重大利好出台，这也不只是“碰巧”的事情吧？这其中有多少“猫腻”，恐怕只有监管部门查过之后才知道。但遗憾的是，这种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少很少有大“老鼠”落网。(皮海洲 湖北 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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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监管层不要具体管股市升降 要管游戏规则
2009年11月29日11:12来源： 手机免费访问：hexun.com 好文我顶(8) 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积极稳妥发展衍生产品
和讯消息 第五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今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监管部门要对股市的公平、公开、公正负责，就是说监管部门不要去具体管股市的升降，但是要管游戏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下为发言实录：
成思危：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对创业板的监管。
这次创业板推出之前，应该说证监会、深交所对于创业板的监管是下了相当大的工夫的，各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但是从时间来看，开板前两天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没有能够实现平稳的发展。道理在哪？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监管的职能一定要逐步合理、规范、适度、有效。一个要合理，要合乎经济学的报道，在这方面我们有些专家我实在不敢恭维，某位经济学家说什么是暴利行业，说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我说如果高于平均的都是暴利有相当大一部分，理论上可能有一半都成为暴利行业，应该规定的是高于平均利润率50%—100%的算暴利行业才对，违反了基本的统计尝试。当然在金融领域里我们也出现过，如果我们以这些作为理论来进行监管肯定要出问题的。
第二，依法监管，我们《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了修改，应该说修改是不错的。新推出的监管办法等等，不能规范我们现有的法律，当然法律不完善可以进一步修订，但是人不能违反法律法规，这个是根本，这是大比和小法，这是政府部门的法规和地方的法规不能够违反国家的法律。
第三，要适度。监管有一个问题，管的太严了会管死，管的太松了会乱，所以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个道理。我个人看法，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事，我们有少管一点，证券交易所能处理得问题我们就不要都拿到证监会来处理，恐怕这个是重要的。
第四，要有效。大家知道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因是主要的，就是说投资者的行为他的预期对证券市场发展是主要的，这也确定了资金的流入，因为要买资金就要流入，所以投资者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就是我们监管的措施，应该说不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是无效的，我们看大牛市的时候，尽管采取了提高印花税、提高储备金等等措施，当天可能降了一下，过两天又上去了。但是在熊市的时候，尽管你降低印花税，甚至单边征收但是效果也没有这么明显，当然在熊市的时候效果比牛市的时候还是明显了一点。我们说有效，就是说你的政策要改变投资者的行为和预期，这个符合“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第二个，严把入口关。我刚刚说了，我们要支持创新型企业，有的人要支持创业型企业，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因为创业型企业只要创业都可以叫做创业型企业，说得刻薄一点开个小面馆也是创业，但是创新型企业是有明确定位的，像纳斯达克前面规定的都是很明确的。高成长企业我们也要区别来看，有的高成长企业是通过制度创新得到了高成长可以支持。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奥运会前北京所谓廉价旅馆，当时很热，搞了一大批，风险投资也支持了一大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这些企业昙花一现，最后收不回原来的投资成本，所以要严格的规定什么是创新型企业，可能需要证监会和科技部共同来研究标准。另外，要在发审委审查的时候，把示范真正是创新型企业作为上创业板的重要一条。
第三个，是我多次讲过的，监管部门要对股市的涨跌负责，但是要对股市的公平、公开、公正负责，就是说监管部门不要去具体管股市的升降，但是要管游戏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觉得有一个进步，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定价不再由证监会审批，而是由券商询价、承销商询价的办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但是询价出来的结果普遍偏高，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询价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询价制度、询价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创业板的监管能够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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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监管与炒作题材分析（阿郎）
--中国创业板的炒与罚
罚：
交易所一纸处罚：上海“解某某”因炒作吉峰农机股票，被限制交易三个月。。。次日创业板变成了跌停板，有23只超八成股票跌幅在8％以上，约100多亿财富飞灰烟灭。。。。
“解某某”究竟涉嫌违犯了哪一条？不得而知，如果仅是文中所言“大笔申报、连续申报、高价申报”--只要是真实的“大笔申报、连续申报、高价申报”是不能处罚的。一则这是中国股市再常见不过的手法，要处罚的机构多了去了。二则我国相关法规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若不仅仅是文中所言的行为，又为什么不明言、不罚得言之凿凿？100多亿呀！让人叹息、无奈、恼怒。中国股市的监管啊！
股市制度建设，重在信用建设，中国却偏重防范风险。可风险防不胜防、风险出自监管却是所有人不愿看到的！
对于创业板股价，是所有主流媒体都大跌眼镜、都被大批耳光的。创业板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股价的走势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倘若加之在中国本来就暴涨暴跌的市场环境中，其风险又被放大许多。所以在创业板监管时尤其要顺势而为，要两手都要抓，不能一昧停、停、停、停。。。。停错了谁负责！多年来错得还少吗？
对于一些不愿看到的现象，我们无奈之余，也不妨带着认同去思考一下创业板炒作的缘由：
炒：
吉峰农机等超级行情的出现，才让人知道:大量私募聚集创业板！探究缘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发行上，超计划的发行！
大量的超募就是私募进场的集结号：中国私募与中小企业多有些关连，在中国产业资本极度缺乏的中小企业中，谁都知道：超募就意味着超增长！
由于定价机制的缺失，创业板和近期新股都出现了不少超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期新股也走出了大行情（所幸没有停停停的监管）。但是超募在创业板中更为突出：
在第一批创业板股票中，超募最严重是以下几家：
特锐德 募资7。9亿，08年总资产1、65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85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1元。
神州泰岳 募资18。3亿，08年总资产3。8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8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6。66元。
中元华电 募资5。26亿，08年总资产1。15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5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38元。
宝德股份 募资2。94亿，08年总资产0。685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29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37元。
网宿科技 募资5。5亿，08年总资产1。54亿，募股后资产规为原来的4。58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77元。
红日药业 募资7。5亿，08年总资产2。17，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4。48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7。35元。
汉威电子 募资4亿，08年总资产1。37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3。95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99元。
上海嘉豪 募资3。5亿，08年总资产1。36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3。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8。44元。
华测检测 募资5。4亿，08年总资产2亿，募股后资产规模是原来的3。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8。14元。
对于一家突然扩大4-5倍的公司，还按原来的市盈率来衡量、来讨论：在创业板开市后，唱空一片，惊叹：暴！暴！暴！买创业板太不理性了！！！暴跌！暴跌！一片的惊呼。。。。。实际上，真正不理性的是谁?
许多私募功课做在前，创业板走出了大行情！！！
凭什么?就凭一下扩大了4倍!5倍!6倍!这还只是总资产扩大的规模!!若比净资产扩大倍数将近10倍!（如果公司再利用财务杠杆是完全可能总资产再扩大）,这些钱如果用作收购,可控股好几家如本公司一样的公司,就象重组股要重新评估!!这样的基本面,不“大笔申报、连续申报、高价申报”才怪.这就是为什么开那么高,走那么强的缘由!股价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上文转自：东方财富网股吧
正确看待创业板
笔者认为要公正、科学地认识创业板，有利于创业板及企业、投资者共同成长：
一、对创业板分析与评价所引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
许多分析人士总是说“创业板平均市盈率非常高了，已经近100倍了，中小板才30多倍”。A股交易系统截止12月4日统计——中小板平均市盈率90.52倍、创业板平均市盈率94.7倍，其中中小板小市值流动盘与创业板相近的个股，许多比创业板更高，如三泰电子（002312）12月4日收盘价59.4元，市盈率175倍；久其软件（002279）同日收盘价52.58元，市盈率1380倍等。如果，作为分析人士或发言人对真实、公正的数据知道应该知道，更不能篡改或带有偏见。
二、要尊重风险与回报的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
创业板在上市的那一天就向投资者告示了它与主板不同的“特别处理”，意味着创业板比主板在预期和想象空间的不确定性大很多，也意味着风险与回报的反差大很多。这就需要我们不能单纯地用主板思维模式来认识、判断、处理创业板。众所周知，认知思维的转换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一个创业板的案例可能能够说明——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时，市盈率上千倍，其股价从上市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飙升，从第一天每股170多美元，到12月3日收盘已达431美元，并消化了千倍的市盈率。那么，A股新生儿创业板28只个股难道就没有“类似百度”的期望吗？创业板股票特征之一，往往是人们对其发展前景看好，预期想象空间较大，股价提前即逐步“兑现”，而不是到了真的成为第二百度有目共睹后股价突然飙升。正因为如此，创业板“风险与回报、时间与价值”比主板来得更猛烈些，也应该猛烈些。
三、要正确地看待散户投资者持有创业板股票。
有关人士经常说“创业板流动盘较小，不适合机构投资者”，同时又说“创业板风险很大，散户投资不宜”。自创业板问世A股以来，自相矛盾，不符合逻辑的声音太多。大家试想，创业板28只股票二级市场散户都不买，创业板能正常地应运而生，今后的创业板股票能发行吗？那些具备并想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能融到资金吗？难道这是管理层的初衷吗？肯定不是。其实，股价是由“市场行情、企业成长性、风险和时间、投资者共四个主要因素构成，而创业板股票在“风险和时间、投资者共识”两个因素更为凸显。散户投资者之间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不同，就好象有的玩期货、有的玩权证一样，很平常。如果，大家把创业板个股当着是A股主板中的期货，那么许多道理就自然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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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监管部门到底在里面充当什么角色？
文；大失落者，2009，8，26.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是他的特征，与世界经济不同步，与世界股市不同步是他的特色，大起大落是中国股市的特点，要想在中国股市做到价值投资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股市是一个吞币机，在中国股市投资的绝大部分股民，是亏损的，而且亏损面占90%以上，这样的股市在世界上是绝对少见的，之所以中国的股市会成这样，与股市管理者的设计是有问题的，更与股市的管理有着决定性的因素，凡是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的都有这样的认为，只是管理层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罢了，说是让市场调节股市，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策调节的股市，是一个人为操纵的股市，是一个小道消息满天飞的股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股市，我们的管理层还认为，功劳不小，出台了大小非，把股市当成了融资机器，当然还出了几个腐败分子，人们把证劵会和中国的足协比较，认为有过之，无不及之，如此管理的证劵市场，一改再改，为什么就是改不好？到底于什么利益有关，其实证劵市场的管理，世界上早有先进的例子，可我们的管理者就是不照搬，自己设计的又是漏洞百出，好在中国的官好当，只要不腐败，不死人，不出大的群体事件，你就可以表功，就可以无愧，就可以稳如泰山的坐在那把交椅上，亏了的只是那些价值投资的90%的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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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涛专栏》中国股市监管不力：“股民很生气，後果很严重”
2008年 1月 14日 星期一
路透中文网分析员 冯涛
中国股市监管不力似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尽管目前市场谈论最多的是股市风险、股市如何健康发展、股指期货何时推出等问题；但是中国股市更应该优先解决中国股市监管不力这一突出问题。
目前国内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诈骗行为等屡见不鲜，无论是个人或机构对市场的操纵，还是内幕交易等证券犯罪行为都有发生。造成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发生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监管力度不够、监管理念不完善、监管工具匮乏、监管技术落後。但管理层似乎还停留在高喊“加强股市监管力度，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口号的阶段，在口号和行动之间出现了断层。
加强教育、树立职业道德是重要的，对违规违法事件严加查处是必要的，但更需要对股市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从源头上作好预防工作，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充斥着中国股市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包装上市；2.粉饰业绩，与中介机构合谋做假；3.隐瞒、操控信息；4.公司高管与庄家合谋；5.内幕交易；6.操纵股价。
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在中国的股市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以致于质差公司混迹于市、权贵庄家猖獗于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公司资产频遭洗劫。
监管不力的弊端，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近期中国股市出现的一些引起巨大关注的违法违规实例。
首先，“中国牛市违法第一案”: 2007年2月12日起到3月17日，杭萧钢构600477.ss连续10个涨停板，股价从4.14元涨到了10.75元，累计涨幅159％，成为当时股市最牛的股票。其疯涨的起因是期间公司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拿到了344亿元的合同。
去年年底，杭萧钢构案一审结果出炉。公诉人认为，罗高峰身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故意泄露内幕信息给知情人员以外的人，造成陈玉兴、王向东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非法获利。此案至今尚未宣判。
从表面看，此案似乎将以“内幕交易”定论。但难道仅仅是内幕交易这麽简单？难道整个事件就只有上述几个人在参与其中、左右其中吗？从常识常理角度分析，事情应该远远不止如此。监管者欠广大股民一个负责的“说法。”
摆在管理层面前的新监管难题之一，就是“敢死队”的跟风炒作。从杭萧钢构的近期调查结果来看，真正的庄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撤退；事实上，真正兴风作浪的是一群赤膊上阵、肆无忌惮的“敢死队”。在对顶风炒作、敢连拉涨停的非机构投资者如何监管的问题上，监管部门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2007年，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名为《疯狂的石头》的喜剧电影；同年，中国股市也上演了一部名为“疯狂的烤鸭”的闹剧。
这只“烤鸭”以11.39元的发行价，一个多月即出现了股价6倍以上的上涨，让人们惊叹股市疯狂的概念炒作。
当全国人民都把奥运消费的附加值寄托在有百年老店字号的烤鸭身上，它受到市场的追捧本不足为奇；但是，烤鸭的疯狂显然扰乱了中国股市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了奥运资本市场平缓上涨的大计，监管部门怎能坐视不理？
数次停牌，数次内部调查内幕交易情况，仍旧查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复牌。而市场对黔驴技穷的监管手段根本不放在眼里，烤鸭复牌後照样疯狂，不禁让人啼笑皆非。
究其原因，还是中国监管不力，监管技术落後，监管手段匮乏。题材的疯狂炒作永远是证券市场的一个特色，中国有，国外也有，但是为什麽国外市场类似“疯狂的烤鸭”的闹剧鲜有上演呢？关键在于监管部门对私募基金的有效监管。
目前，从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基金的趋势看，市场主流正在向私募基金转移。以前的“敢死队”、“野战军”慢慢正规化，逐步形成了私募基金的轮廓。他们不仅拥有上亿的资金，而且从人员配置和操作手法都得到了有效的改进。
但是中国在私募基金上的监管，并未与时俱进，其合法身份尚存模糊之处，就更谈不上什麽有效的监管。也正是因为私募基金身份的不明，导致监管不力，类似于烤鸭这样的调查才会无果而终。
再次， “捷克现象”有可能在中国上演。 1997年时，捷克曾有1716家上市公司，但到了1999年初，只剩下301家，高达82％的公司销声匿迹――这便是震惊世界的“捷克现象”。捷克当时情形与当今中国证券市场颇有类似之处，“母公司吞掉子公司”的现象屡见不鲜，即母公司违法将上市子公司资产挪用侵吞，直至其破产退市。
在中国，这类公司之中最典型、最出名的当属银广厦。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这样的公司中国股市中还有很多。如果管理层对于这类公司、这类行径再不“痛下杀手”，中国就很有可能上演“捷克现象”。
最後，面对有内幕交易嫌疑的最牛散户应该如何处置？
以*ST金泰600385.ss为例。创下了连续42个涨停纪录的“涨停王”*ST金泰，股价从最初的3元不到，直接飙升至26.58元。其第一大流通股股东的位置上出现了07年最牛散户“刘芳”的身影，刘芳进驻ST金泰时，股价尚在2元多，总共持有312.24万股，在其股价?升後，获利几千万元。
面对散户对于重组题材的先知先觉，监管部门没有理由不产生怀疑。然而，经过追查之後发现，刘芳本人其实是一个全家多口人住在一间简陋房屋内的穷苦人，其背後真正的操作者不得而知，最终*ST金泰事件没有下文。
除了*ST金泰刘芳以外，还有持有*ST长控39.92万股流通股的金玉龙，复牌後账面市值增长至2720.95万元，增幅近1000%！持有的92.76万股*ST棱光流通股的李望忠，复牌创下了1097.52%的上涨纪录！
面对如此重大的内幕交易嫌疑，管理层为何不彻底追查？为何不掘地三尺将这些幕後黑手揪出来？另外，既然中国股市已经实行实名制，为何类似“刘芳”的现象还会出现？
所有问题的回答就是：监管暧昧的态度才是导致监管不力的根本原因。这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真正的风险。
国外也有不少关于内幕交易的案例。最近发生的案例之一就是2007年9月，因涉嫌内部交易和证券诈骗，高盛前分析师尤金?普洛特钦(Eugene Plotkin)日前被美国当地法庭判决有罪。普洛特钦此前在高盛公司固定收入研究部门工作，法庭公诉人称其与高盛另一位分析师大卫?帕贾辛(David Pajcin)一起，劝说前美林公司分析师Stanislav Shpigelman 提供并购机构的内幕消息，并允诺赋予他部分交易分成。公诉人称普洛特钦和另几名共犯从出售机构并购内幕消息中获利数百万美元，这些并购包括宝洁并购吉列、阿迪达斯并购锐步等。
从上述案例更深入地分析比较，美国和中国的现行证券法中，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判定主要涉及的因素包括：内幕人员是否明知是内幕信息而利用其进行交易；内幕人员是否有从该交易中谋利的故意；内幕人员是否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交易行为等。
美国法不仅将内幕人的范围愈益扩大，而且他们承担责任的规则原则在主观上也不要求必须是故意。而在中国采用的主观归责原则，其实就是过错推定，只要行为人能证明自己在行为时符合法定的例外规定情形，就可免责，即内幕交易者在主观上是明知故犯时即可定罪；而过失则不构成内幕交易。虽然美国法规定显得过于苛刻，但是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内幕交易发生的概率。
美国法中不仅重视内幕信息公开的过程，而且还对内幕信息公开後禁绝交易的时间跨度问题做出了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这是我国证券法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在内幕交易有关具体概念的界定上，比较模糊，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监管存在不小的差距。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行政监管低效、监管体系单一、惩罚力度过小等弊病。只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监管不力这一问题，中国股市才能更好的健康发展。
正如吴敬琏所言，中国股市不如赌场，因为中国股市没有完善的游戏规则。这里面所指的需要完善的规则不光是指监管部门如何做到有效的市场监管，也暗示着管理层更要如何做好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
鉴于中国股市目前的监管现状，笔者只能无奈的说一句：“股民很生气，後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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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监管嬗变：从96点到5000点2007年08月23日 星期四 12:52
中国股市已走过18个年头。8月18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老人们坐在“证券市场18年庆典”论坛上。回忆起18年股市风雨，每个人记忆都如此丰满。上海证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股市现在是“黄金十年”。
8月18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老人们坐在了联办组织的“证券市场18年庆典”的一个论坛上。
头发已经略白的李青原略微侧过身去，向她左侧的几人发问：十八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左侧四人中，年纪最轻的也已年过半百，听到问题，略一思索便有轻松的表情上了眉目。对于他们来说，18年前如在昨日。
就在此前一天，深成指逼近16000点，沪指回落4600，而在他们的印象中，指数是从两三百点或者更低的水平开始的。
从他们那时算起，中国股市已经从一个试验田，成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也由最初的四五家，发展到1400多家，市值超过21万亿；市场也从无法可依，到诸多规范和条文维持着市场秩序。
虽然资本市场的条文和繁复程度已经是十多年前不能比拟，但就理念而言，在这次联办组织的“证券市场18年庆典”上，证券市场最早的创建者和参与者的经验仍发人深省。
监管起自市场要求
王健在成为深交所第一任负责人之前，于1987年走马上任深发展副行长。他参与了整个深发展股份制改造与发行股票的全过程。
1987年，深发展在没有人民银行许可证的情况下成立了。随后的1988年，深圳街头出现了很多出售深发展股票的摊点，50或100股一张券，每券1000或2000元。
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很多人都到了深圳。有的是过来买股票，有的则是来看看中国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也是其中之一。
王健接待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向王健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此君说，你们这个股票印刷很漂亮，但更像钱币，而不像股票。你们有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吗？你们董事会和总经理怎么分工？你们有交易所吗？股票怎样流通？
王健挠头，弗里德曼说到的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一个有解的。1988年，中国企业还处在股份制改造的时期，股份制企业尚不多见，法律也不完备，遑论证券交易所。
弗里德曼临走撂下几句话：发股票自然是一个好事，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以后的事情就难说了。
后来情况的发展似乎印证了弗里德曼的预测。王健说，深发展股票的问题随后就显现了。
“当时我们是50股、100股印制的，便于流通，但是没办法及时过户。”王健说，“一到年底分红，来过户的人就人山人海。”这个时候的股票交易中，没有登记公司。
1990年，有了登记公司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有了证券商就出现了大户操纵价格的情况，有了登记公司之后，登记公司也不管国有股限制流通的规定，很多股票不知过户到哪里去了，50%的国有股随后急剧缩减至不足20%，王健笑称，那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大流失。
1988年随后的时间里，又有万科等几家企业发行了股票。这时候公司发股票，市民并不买账，后来深圳市要求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才使得这些股票发行顺利完成。
但到了1990年之后，形势却火爆了起来。具体原因至今无人清楚。但当年5月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将暂缓上市，这一消息刺激了市场。
从当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发展股票涨幅为100%，万科380%，另外三只股票涨幅也从140%到380%不等。排队等待过户的人都站到了马路上。
当时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描述了这一事情的情景：深圳股票价格已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同时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份，每天约有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口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了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经挂失的股票再度出卖，有的私自涂改股票面值，也有在场外散步各种虚假消息，造成市场混乱。
说“场外”交易并不确切，因为当时交易所尚在筹建中。但对于一个规范市场的需求已经出现。终于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试营业。在此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先获得人民银行批准。
催生证监会
在沪深两家交易所建立的头两年里，中国并无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当时中央对股市的原则是，什么都不做直接认可，只作为实验品。
1990年深圳市场疯狂后的11月，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飞抵深圳参加一次庆典，在返程的飞机上，找刘鸿儒谈了2个小时关于深圳市场的问题。
刘鸿儒回忆说，当时被问到的就是，股票市场的试验还要不要保留下去？
刘在人行副行长任上10年，主管金融改革和创新，股票市场也可以说是在他的催动之下诞生。刘当时说，相信自己这些老共产党员能够在中国探索出一条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道路来。在汇报2小时之后，他得到的反馈是，股票市场可以继续搞，但暂时不要扩大。
1991年的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经济学家蒋一苇、刘诗白、厉以宁等人提出了一个建立证监会的议案，编号是1502。他们说，现在的证券市场管理政出多门，需要一个独立统一的机构来管理。
所谓政出多门，说的是当时证券商归人民银行管理，而两个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理，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也归地方管理。
但这一议案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并无响动，建立证监会的想法似乎被人遗忘了。
必然的历史总是在偶然情况下被触发。8·10事件加快了证监会的成立。
1992年8月9日和8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各售表网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了100万人的长龙队伍。
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近百万人排队10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在倾盆大雨中。到9号晚9点，全部新股抽签表售完。
但是，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许多群众发现。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10日晚部分认为其中有诈的人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开始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者。随后也增发了50万张抽签表。
“8·10”风波后，深市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开始猛跌，此后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的164点才止跌反弹。沪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
1992年的深圳人口60万，但8·10新股发行之前一下子招来了150万人，地方安定受到影响。当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委员会主任，其办事机构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刘鸿儒回忆说，8·10事件上下震动，导致了证监会的诞生。
证监会在保利大厦的5层安营扎寨，但当时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无钱无兵也无权。
当时刘的副手、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傅丰祥回忆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没有经费，人也是一批志愿者结合起来的，包括联办的，人民银行的。钱也只有联办带去的一张200万的支票。
刘鸿儒到任后的头等大事，除了建立规章，就是从各个部门要权，将归属人民银行和地方的管理权限集中到中国证监会。
而对于规章，傅丰祥回忆说，他们当时就订了一个证监会工作人员守则，对证监会本身提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包括廉洁，工作纪律等。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好风气，当时的证监会，是一个半官半民的机构，专家组成的机构。”
傅丰祥所说的这些特点，部分也投射到了证券市场上：证券市场被市场力量主导。但不久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327监管变局
1994年，在经济学家厉以宁挑头下，《证券法》起草完成。证监会的监管也已进入正常轨道。但看似无事的证券市场即将迎来一场风暴，这一回与交易所国债期货有关。
同是交易所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尉文渊显得比王健更得意，因为他任上证所总经理之时，年仅35岁。尉的作风也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一样生猛———后来也有人把他与管金生、阚治东并称作“证券市场三大猛人”。
1990年底开业的上证所被尉文渊弄得有声有色，1991年他们组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随后允许外地券商进入，实施T+0交易……
但1995年春节之后，发生了一件让尉文渊徒唤奈何的327国债事件。尉文渊说，这18年来，记忆最深刻的，从成就上来说，是1992年，当是上证所的许多制度安排，对于今天仍有指导作用；从挫折上来讲，是327国债事件。
在尉文渊眼中，这一次事件差点葬送了证券市场前4年的努力———葬送他和管金生的职业生涯还是其次。
当时万国证券在管金生的操盘下豪赌327国债期货。327国债应在1995年6月到期，其票面9.5%的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到期债券每百元应付132元，而交易价格一直在148元上下。
当时银行存款利率12.24%，因此市场盛传327国债将提高利率，到期以148元兑付。但管金生认为财政部不会割肉补贴327国债，因此大举做空327国债。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证实327国债将按148.5元兑付。买国债的老百姓高兴了，但管金生急了。当天下午，管金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交易中大举砸盘，仅最后7分钟，万国证券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327国债仅240亿元。
交易价格被管金生直线砍下，按收盘价计算，空头管金生盈利16亿元。问题是，当时机构只允许开5万口，万国证券信誉好，最多可开40万口，但管金生甩出的远不止此数，仅1056万口空单，需要的保证金就多达52亿元，账号上有吗？交易所宣布该部分交易违规无效，万国证券亏60亿元。
万国证券随后发生挤兑，在后来被整顿后与申银合并，而国债期货也随后被关闭。
有人将327国债事件与巴林银行破产相提并论，不管结论如何。尉文渊也知道在交易所的职务是干到头了。
但受影响的不止是他的职位，他说，自此证券市场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政府渐渐主导了市场走向。证监会开始向两个交易所委派总经理，327事件之后，再没有管金生一类的大鳄。
而也是在同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批一线管理者：刘鸿儒、王健、尉文渊，以及上海三大券商负责人：万国管金生、申银阚治东、海通汤仁荣，都离开了股市。
建议证监会放权
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证监会逐步完善了个项监管措施，打击市场操纵，规范证券商自营，规范上市公司发行等等。
但监管之下亦有漏洞，虽然这一时期的已不如8·10和327国债那样重大。其中公司丑闻不乏琼民源、亿安科技、郑百文、蓝田等典型案例，也不乏德隆、格林柯尔等成系公司的崩塌。
而今，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已初步完善，但如何超越？
王健提及弗里德曼1988年那些话，在一个没有健全法制的市场中，搞股票等等，肯定会乱的。但他认为，证监会的权力已然过大。
他的观点与尉文渊提及的327后的市场转变多少有些契合：市场主体的力量发挥得不够充分。
王健说，改革要从证监会开始，证监会应该将权力分下去。在他的建议中，股票发行的审核，交给交易所就可以。而另一些事情证券商可以代劳。但有些需要监管的地方，比如关联交易、虚假报表等却是查处力度不够。
周俊生
创业板上市一个多月来，非但没有出现一些观察家所预言的暴跌风潮，反而成为整个Ａ股市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板块。深圳证交所一位没有公开姓名的“负责人”日前向新闻媒体发表谈话称，目前，创业板２８只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达１４５倍，吉峰农机的市盈率最高达到２９１倍。这位负责人认为，创业板已蕴含较大的市场风险。
看来，这位负责人判定存在较大风险的理由就是目前创业板的市盈率已经很高，出于对自己治下的资本市场一贯的“母爱情结”，管理部门要采取措施降温，涨得最厉害的吉峰农机自然成为必须遭受枪打的“出头鸟”，一位在吉峰农机股票交易中以大笔申报、高价申报等方式拉抬股价至涨停的投资者“解某某”被实施为期三个月的限制交易措施。同时，深交所还锁定了其他多个被认为有异动的账户，正在对其调查，对涉嫌违法违规的，将报中国证监会查处。
锁定某个投资者的账户、限制其交易，这在近期的资本市场监控中已是交易所的惯常手段。但是，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交易所既然设定了涨跌停板制度，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幅度之内的价格都应该是允许的，为什么投资者出一个在允许范围内的报价，将股价拉至涨停就是违规？如果交易所认为一个股票直奔１０％的涨停板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涨停板调低到他们认可的幅度之内呢？这样，“解某某”纵有孙猴子般上天入地的本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了。至于那个“大笔申报”的罪名，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交易所并没有规定一笔申报的上限必须在多少之内，那么究竟什么是“大笔”呢？似乎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投资者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完全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凭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判断市场走势的能力和拥有资金的实力）进行交易活动。但是，这种法律框架必须是事先确定并且让投资者广泛知晓的，而不能由监管部门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裁量。交易所之所以对“解某某”进行监管并限制他的交易自由，理由自然是其可能涉嫌操纵市场。对于“操纵市场”这一罪名，我国现行的《证券法》给出了４个方面的定义，即：“（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的第二、第三条用市场语言来理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倒交易”，这是操纵市场者为诱骗其他投资者跟风买进而采取的手段，出现的价格并不反映真实的市场买卖，所以理应受到严厉打击。但是，我不能不指出的是，其中的第一条，在概念上存在着较多的模糊之处，所谓的“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应该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操作行为，也是目前一些机构投资者用来实现所谓“市场维稳”目标的惯常手段。这种行为只有当其买入或卖出的量达到一定的限额，才必须受到限制。这个限额是多少呢？《证券法》对此是有规定的，即第８６条规定的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量的５％，到了这根线，投资者的行为才必须受到限制，反过来说，只要没有达到这个限额，投资者的行为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我不知道“解某某”的大笔交易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如果没有，显然交易所在对他的规管上执行的是另外一套标准。这套标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投资者也无从知道。
资本市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要求，应该也是对市场管理者的要求，这个法律就是《证券法》。《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所有具体的、细化的规定都应该符合《证券法》的精神，而不能照着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需而随心所欲地变动。市场管理部门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开公开的法律规定，根据自我的判断来对投资者的行为随意定性，如果认为《证券法》的这些法条已经滞后于市场的实际，不利于监管，那么监管部门应该先要促请人大修法。否则，每一个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都将面临动辄得咎的尴尬，因为他们即使按照《证券法》的要求进行操作，也可能触犯了管理部门自设的某种标准，这样一来，市场就成为一个人人自危的市场，从根本上说，投资者包括交易权在内的合法权益也就可以被监管部门随意剥夺、无从保障了。
其实，深圳证交所之所以要以“负责人”谈话的形式对创业板进行风险警示，无非是创业板市场的平均市盈率高了一点，如果目前这个市盈率不是“负责人”所说的１４５倍，而是只有１４．５倍，“负责人”还会发表这样的风险警示吗？那个“解某某”的账户还会被锁掉吗？说不定，他的行为反倒是交易所鼓励的呢。就在“负责人”发表这个谈话以后，昨日，创业板股票出现全线下跌，那个不幸做了“出头鸟”的吉峰农机躺在跌停板上一动不动，难道这就是“负责人”所希望看到的效果吗？难道这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吗？（作者系本报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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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海洲：股市监管不能只抓“笨老鼠”
2009年05月20日 10:53来源：新京报
备受市场关注的融通基金涉嫌“老鼠仓”事件日前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作为“老鼠仓”事件的主角，原融通深证100和融通巨潮100两只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已于5月15日被融通基金公司除名。
这是近年来基金公司曝出的第三起“老鼠仓”事件。前两次“老鼠仓”事件的主角分别为原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的基金经理唐建和原基金金元、基金宝元的基金经理王黎敏。和张野一样，唐建与王黎敏也都被撤职除名。
“老鼠仓”是股市里的一大公害，对“老鼠仓”主角从重处罚，这是维护股市“三公”原则的需要。但反省三起“老鼠仓”事件，投资者不免有所疑惑：为什么这三只“老鼠仓”就这么笨呢？像唐建与王黎敏的“老鼠仓”，使用的账户都是自己父亲或家人的，这样的“老鼠仓”当然容易被查出来。张野的“老鼠仓”虽然没有用自己家人的账户，但仍然可以非常容易地查出来。一是“老鼠仓”的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二是在四只股票上所采用的都是“周蔷”的账户；三是都与融通基金一起跻身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列。这种做法当然容易被发觉。实际上，只要张野的“老鼠仓”能够把“周蔷”的账户分散成多个账户，不出现在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名单里，或在四只股票上用四个不同的账户名称，那么，张野的“老鼠仓”也没这么容易被发现。
为什么在我们的资本市场中，只有这么显而易见的“笨老鼠案例”被抓出来了呢？同样是内幕交易，但一些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串通，其危害远比“老鼠仓”大得多。比如，每年年报期间，大凡股价涨势良好的股票，结果在披露年报时，上市公司都有良好的分配方案出台。这一现象在今年的年报期间更加明显，一些推出高送转方案的股票，基本上都有投资基金“精准”地潜伏其中。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多了，很难说是“先知先觉”。又如大小非解禁，某些公司在大小非解禁前后，往往都有重大利好出台，这也不只是“碰巧”的事情吧？这其中有多少“猫腻”，恐怕只有监管部门查过之后才知道。但遗憾的是，这种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少很少有大“老鼠”落网。(皮海洲 湖北 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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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监管层不要具体管股市升降 要管游戏规则
2009年11月29日11:12来源： 手机免费访问：hexun.com 好文我顶(8) 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积极稳妥发展衍生产品
和讯消息 第五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今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监管部门要对股市的公平、公开、公正负责，就是说监管部门不要去具体管股市的升降，但是要管游戏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下为发言实录：
成思危：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对创业板的监管。
这次创业板推出之前，应该说证监会、深交所对于创业板的监管是下了相当大的工夫的，各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但是从时间来看，开板前两天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没有能够实现平稳的发展。道理在哪？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监管的职能一定要逐步合理、规范、适度、有效。一个要合理，要合乎经济学的报道，在这方面我们有些专家我实在不敢恭维，某位经济学家说什么是暴利行业，说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我说如果高于平均的都是暴利有相当大一部分，理论上可能有一半都成为暴利行业，应该规定的是高于平均利润率50%—100%的算暴利行业才对，违反了基本的统计尝试。当然在金融领域里我们也出现过，如果我们以这些作为理论来进行监管肯定要出问题的。
第二，依法监管，我们《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了修改，应该说修改是不错的。新推出的监管办法等等，不能规范我们现有的法律，当然法律不完善可以进一步修订，但是人不能违反法律法规，这个是根本，这是大比和小法，这是政府部门的法规和地方的法规不能够违反国家的法律。
第三，要适度。监管有一个问题，管的太严了会管死，管的太松了会乱，所以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个道理。我个人看法，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事，我们有少管一点，证券交易所能处理得问题我们就不要都拿到证监会来处理，恐怕这个是重要的。
第四，要有效。大家知道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因是主要的，就是说投资者的行为他的预期对证券市场发展是主要的，这也确定了资金的流入，因为要买资金就要流入，所以投资者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就是我们监管的措施，应该说不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是无效的，我们看大牛市的时候，尽管采取了提高印花税、提高储备金等等措施，当天可能降了一下，过两天又上去了。但是在熊市的时候，尽管你降低印花税，甚至单边征收但是效果也没有这么明显，当然在熊市的时候效果比牛市的时候还是明显了一点。我们说有效，就是说你的政策要改变投资者的行为和预期，这个符合“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第二个，严把入口关。我刚刚说了，我们要支持创新型企业，有的人要支持创业型企业，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因为创业型企业只要创业都可以叫做创业型企业，说得刻薄一点开个小面馆也是创业，但是创新型企业是有明确定位的，像纳斯达克前面规定的都是很明确的。高成长企业我们也要区别来看，有的高成长企业是通过制度创新得到了高成长可以支持。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奥运会前北京所谓廉价旅馆，当时很热，搞了一大批，风险投资也支持了一大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这些企业昙花一现，最后收不回原来的投资成本，所以要严格的规定什么是创新型企业，可能需要证监会和科技部共同来研究标准。另外，要在发审委审查的时候，把示范真正是创新型企业作为上创业板的重要一条。
第三个，是我多次讲过的，监管部门要对股市的涨跌负责，但是要对股市的公平、公开、公正负责，就是说监管部门不要去具体管股市的升降，但是要管游戏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觉得有一个进步，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定价不再由证监会审批，而是由券商询价、承销商询价的办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但是询价出来的结果普遍偏高，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询价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询价制度、询价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创业板的监管能够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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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监管与炒作题材分析（阿郎）
--中国创业板的炒与罚
罚：
交易所一纸处罚：上海“解某某”因炒作吉峰农机股票，被限制交易三个月。。。次日创业板变成了跌停板，有23只超八成股票跌幅在8％以上，约100多亿财富飞灰烟灭。。。。
“解某某”究竟涉嫌违犯了哪一条？不得而知，如果仅是文中所言“大笔申报、连续申报、高价申报”--只要是真实的“大笔申报、连续申报、高价申报”是不能处罚的。一则这是中国股市再常见不过的手法，要处罚的机构多了去了。二则我国相关法规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若不仅仅是文中所言的行为，又为什么不明言、不罚得言之凿凿？100多亿呀！让人叹息、无奈、恼怒。中国股市的监管啊！
股市制度建设，重在信用建设，中国却偏重防范风险。可风险防不胜防、风险出自监管却是所有人不愿看到的！
对于创业板股价，是所有主流媒体都大跌眼镜、都被大批耳光的。创业板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股价的走势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倘若加之在中国本来就暴涨暴跌的市场环境中，其风险又被放大许多。所以在创业板监管时尤其要顺势而为，要两手都要抓，不能一昧停、停、停、停。。。。停错了谁负责！多年来错得还少吗？
对于一些不愿看到的现象，我们无奈之余，也不妨带着认同去思考一下创业板炒作的缘由：
炒：
吉峰农机等超级行情的出现，才让人知道:大量私募聚集创业板！探究缘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发行上，超计划的发行！
大量的超募就是私募进场的集结号：中国私募与中小企业多有些关连，在中国产业资本极度缺乏的中小企业中，谁都知道：超募就意味着超增长！
由于定价机制的缺失，创业板和近期新股都出现了不少超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期新股也走出了大行情（所幸没有停停停的监管）。但是超募在创业板中更为突出：
在第一批创业板股票中，超募最严重是以下几家：
特锐德 募资7。9亿，08年总资产1、65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85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1元。
神州泰岳 募资18。3亿，08年总资产3。8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8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6。66元。
中元华电 募资5。26亿，08年总资产1。15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5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38元。
宝德股份 募资2。94亿，08年总资产0。685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5。29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37元。
网宿科技 募资5。5亿，08年总资产1。54亿，募股后资产规为原来的4。58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77元。
红日药业 募资7。5亿，08年总资产2。17，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4。48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7。35元。
汉威电子 募资4亿，08年总资产1。37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3。95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99元。
上海嘉豪 募资3。5亿，08年总资产1。36亿，募股后资产规模为原来的3。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8。44元。
华测检测 募资5。4亿，08年总资产2亿，募股后资产规模是原来的3。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8。14元。
对于一家突然扩大4-5倍的公司，还按原来的市盈率来衡量、来讨论：在创业板开市后，唱空一片，惊叹：暴！暴！暴！买创业板太不理性了！！！暴跌！暴跌！一片的惊呼。。。。。实际上，真正不理性的是谁?
许多私募功课做在前，创业板走出了大行情！！！
凭什么?就凭一下扩大了4倍!5倍!6倍!这还只是总资产扩大的规模!!若比净资产扩大倍数将近10倍!（如果公司再利用财务杠杆是完全可能总资产再扩大）,这些钱如果用作收购,可控股好几家如本公司一样的公司,就象重组股要重新评估!!这样的基本面,不“大笔申报、连续申报、高价申报”才怪.这就是为什么开那么高,走那么强的缘由!股价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上文转自：东方财富网股吧
正确看待创业板
笔者认为要公正、科学地认识创业板，有利于创业板及企业、投资者共同成长：
一、对创业板分析与评价所引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
许多分析人士总是说“创业板平均市盈率非常高了，已经近100倍了，中小板才30多倍”。A股交易系统截止12月4日统计——中小板平均市盈率90.52倍、创业板平均市盈率94.7倍，其中中小板小市值流动盘与创业板相近的个股，许多比创业板更高，如三泰电子（002312）12月4日收盘价59.4元，市盈率175倍；久其软件（002279）同日收盘价52.58元，市盈率1380倍等。如果，作为分析人士或发言人对真实、公正的数据知道应该知道，更不能篡改或带有偏见。
二、要尊重风险与回报的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
创业板在上市的那一天就向投资者告示了它与主板不同的“特别处理”，意味着创业板比主板在预期和想象空间的不确定性大很多，也意味着风险与回报的反差大很多。这就需要我们不能单纯地用主板思维模式来认识、判断、处理创业板。众所周知，认知思维的转换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一个创业板的案例可能能够说明——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时，市盈率上千倍，其股价从上市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飙升，从第一天每股170多美元，到12月3日收盘已达431美元，并消化了千倍的市盈率。那么，A股新生儿创业板28只个股难道就没有“类似百度”的期望吗？创业板股票特征之一，往往是人们对其发展前景看好，预期想象空间较大，股价提前即逐步“兑现”，而不是到了真的成为第二百度有目共睹后股价突然飙升。正因为如此，创业板“风险与回报、时间与价值”比主板来得更猛烈些，也应该猛烈些。
三、要正确地看待散户投资者持有创业板股票。
有关人士经常说“创业板流动盘较小，不适合机构投资者”，同时又说“创业板风险很大，散户投资不宜”。自创业板问世A股以来，自相矛盾，不符合逻辑的声音太多。大家试想，创业板28只股票二级市场散户都不买，创业板能正常地应运而生，今后的创业板股票能发行吗？那些具备并想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能融到资金吗？难道这是管理层的初衷吗？肯定不是。其实，股价是由“市场行情、企业成长性、风险和时间、投资者共四个主要因素构成，而创业板股票在“风险和时间、投资者共识”两个因素更为凸显。散户投资者之间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不同，就好象有的玩期货、有的玩权证一样，很平常。如果，大家把创业板个股当着是A股主板中的期货，那么许多道理就自然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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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监管部门到底在里面充当什么角色？
文；大失落者，2009，8，26.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是他的特征，与世界经济不同步，与世界股市不同步是他的特色，大起大落是中国股市的特点，要想在中国股市做到价值投资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股市是一个吞币机，在中国股市投资的绝大部分股民，是亏损的，而且亏损面占90%以上，这样的股市在世界上是绝对少见的，之所以中国的股市会成这样，与股市管理者的设计是有问题的，更与股市的管理有着决定性的因素，凡是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的都有这样的认为，只是管理层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罢了，说是让市场调节股市，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策调节的股市，是一个人为操纵的股市，是一个小道消息满天飞的股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股市，我们的管理层还认为，功劳不小，出台了大小非，把股市当成了融资机器，当然还出了几个腐败分子，人们把证劵会和中国的足协比较，认为有过之，无不及之，如此管理的证劵市场，一改再改，为什么就是改不好？到底于什么利益有关，其实证劵市场的管理，世界上早有先进的例子，可我们的管理者就是不照搬，自己设计的又是漏洞百出，好在中国的官好当，只要不腐败，不死人，不出大的群体事件，你就可以表功，就可以无愧，就可以稳如泰山的坐在那把交椅上，亏了的只是那些价值投资的90%的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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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涛专栏》中国股市监管不力：“股民很生气，後果很严重”
2008年 1月 14日 星期一
路透中文网分析员 冯涛
中国股市监管不力似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尽管目前市场谈论最多的是股市风险、股市如何健康发展、股指期货何时推出等问题；但是中国股市更应该优先解决中国股市监管不力这一突出问题。
目前国内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诈骗行为等屡见不鲜，无论是个人或机构对市场的操纵，还是内幕交易等证券犯罪行为都有发生。造成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发生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监管力度不够、监管理念不完善、监管工具匮乏、监管技术落後。但管理层似乎还停留在高喊“加强股市监管力度，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口号的阶段，在口号和行动之间出现了断层。
加强教育、树立职业道德是重要的，对违规违法事件严加查处是必要的，但更需要对股市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从源头上作好预防工作，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充斥着中国股市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包装上市；2.粉饰业绩，与中介机构合谋做假；3.隐瞒、操控信息；4.公司高管与庄家合谋；5.内幕交易；6.操纵股价。
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在中国的股市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以致于质差公司混迹于市、权贵庄家猖獗于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公司资产频遭洗劫。
监管不力的弊端，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近期中国股市出现的一些引起巨大关注的违法违规实例。
首先，“中国牛市违法第一案”: 2007年2月12日起到3月17日，杭萧钢构600477.ss连续10个涨停板，股价从4.14元涨到了10.75元，累计涨幅159％，成为当时股市最牛的股票。其疯涨的起因是期间公司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拿到了344亿元的合同。
去年年底，杭萧钢构案一审结果出炉。公诉人认为，罗高峰身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故意泄露内幕信息给知情人员以外的人，造成陈玉兴、王向东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非法获利。此案至今尚未宣判。
从表面看，此案似乎将以“内幕交易”定论。但难道仅仅是内幕交易这麽简单？难道整个事件就只有上述几个人在参与其中、左右其中吗？从常识常理角度分析，事情应该远远不止如此。监管者欠广大股民一个负责的“说法。”
摆在管理层面前的新监管难题之一，就是“敢死队”的跟风炒作。从杭萧钢构的近期调查结果来看，真正的庄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撤退；事实上，真正兴风作浪的是一群赤膊上阵、肆无忌惮的“敢死队”。在对顶风炒作、敢连拉涨停的非机构投资者如何监管的问题上，监管部门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2007年，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名为《疯狂的石头》的喜剧电影；同年，中国股市也上演了一部名为“疯狂的烤鸭”的闹剧。
这只“烤鸭”以11.39元的发行价，一个多月即出现了股价6倍以上的上涨，让人们惊叹股市疯狂的概念炒作。
当全国人民都把奥运消费的附加值寄托在有百年老店字号的烤鸭身上，它受到市场的追捧本不足为奇；但是，烤鸭的疯狂显然扰乱了中国股市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了奥运资本市场平缓上涨的大计，监管部门怎能坐视不理？
数次停牌，数次内部调查内幕交易情况，仍旧查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复牌。而市场对黔驴技穷的监管手段根本不放在眼里，烤鸭复牌後照样疯狂，不禁让人啼笑皆非。
究其原因，还是中国监管不力，监管技术落後，监管手段匮乏。题材的疯狂炒作永远是证券市场的一个特色，中国有，国外也有，但是为什麽国外市场类似“疯狂的烤鸭”的闹剧鲜有上演呢？关键在于监管部门对私募基金的有效监管。
目前，从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基金的趋势看，市场主流正在向私募基金转移。以前的“敢死队”、“野战军”慢慢正规化，逐步形成了私募基金的轮廓。他们不仅拥有上亿的资金，而且从人员配置和操作手法都得到了有效的改进。
但是中国在私募基金上的监管，并未与时俱进，其合法身份尚存模糊之处，就更谈不上什麽有效的监管。也正是因为私募基金身份的不明，导致监管不力，类似于烤鸭这样的调查才会无果而终。
再次， “捷克现象”有可能在中国上演。 1997年时，捷克曾有1716家上市公司，但到了1999年初，只剩下301家，高达82％的公司销声匿迹――这便是震惊世界的“捷克现象”。捷克当时情形与当今中国证券市场颇有类似之处，“母公司吞掉子公司”的现象屡见不鲜，即母公司违法将上市子公司资产挪用侵吞，直至其破产退市。
在中国，这类公司之中最典型、最出名的当属银广厦。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这样的公司中国股市中还有很多。如果管理层对于这类公司、这类行径再不“痛下杀手”，中国就很有可能上演“捷克现象”。
最後，面对有内幕交易嫌疑的最牛散户应该如何处置？
以*ST金泰600385.ss为例。创下了连续42个涨停纪录的“涨停王”*ST金泰，股价从最初的3元不到，直接飙升至26.58元。其第一大流通股股东的位置上出现了07年最牛散户“刘芳”的身影，刘芳进驻ST金泰时，股价尚在2元多，总共持有312.24万股，在其股价?升後，获利几千万元。
面对散户对于重组题材的先知先觉，监管部门没有理由不产生怀疑。然而，经过追查之後发现，刘芳本人其实是一个全家多口人住在一间简陋房屋内的穷苦人，其背後真正的操作者不得而知，最终*ST金泰事件没有下文。
除了*ST金泰刘芳以外，还有持有*ST长控39.92万股流通股的金玉龙，复牌後账面市值增长至2720.95万元，增幅近1000%！持有的92.76万股*ST棱光流通股的李望忠，复牌创下了1097.52%的上涨纪录！
面对如此重大的内幕交易嫌疑，管理层为何不彻底追查？为何不掘地三尺将这些幕後黑手揪出来？另外，既然中国股市已经实行实名制，为何类似“刘芳”的现象还会出现？
所有问题的回答就是：监管暧昧的态度才是导致监管不力的根本原因。这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真正的风险。
国外也有不少关于内幕交易的案例。最近发生的案例之一就是2007年9月，因涉嫌内部交易和证券诈骗，高盛前分析师尤金?普洛特钦(Eugene Plotkin)日前被美国当地法庭判决有罪。普洛特钦此前在高盛公司固定收入研究部门工作，法庭公诉人称其与高盛另一位分析师大卫?帕贾辛(David Pajcin)一起，劝说前美林公司分析师Stanislav Shpigelman 提供并购机构的内幕消息，并允诺赋予他部分交易分成。公诉人称普洛特钦和另几名共犯从出售机构并购内幕消息中获利数百万美元，这些并购包括宝洁并购吉列、阿迪达斯并购锐步等。
从上述案例更深入地分析比较，美国和中国的现行证券法中，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判定主要涉及的因素包括：内幕人员是否明知是内幕信息而利用其进行交易；内幕人员是否有从该交易中谋利的故意；内幕人员是否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交易行为等。
美国法不仅将内幕人的范围愈益扩大，而且他们承担责任的规则原则在主观上也不要求必须是故意。而在中国采用的主观归责原则，其实就是过错推定，只要行为人能证明自己在行为时符合法定的例外规定情形，就可免责，即内幕交易者在主观上是明知故犯时即可定罪；而过失则不构成内幕交易。虽然美国法规定显得过于苛刻，但是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内幕交易发生的概率。
美国法中不仅重视内幕信息公开的过程，而且还对内幕信息公开後禁绝交易的时间跨度问题做出了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这是我国证券法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在内幕交易有关具体概念的界定上，比较模糊，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监管存在不小的差距。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行政监管低效、监管体系单一、惩罚力度过小等弊病。只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监管不力这一问题，中国股市才能更好的健康发展。
正如吴敬琏所言，中国股市不如赌场，因为中国股市没有完善的游戏规则。这里面所指的需要完善的规则不光是指监管部门如何做到有效的市场监管，也暗示着管理层更要如何做好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
鉴于中国股市目前的监管现状，笔者只能无奈的说一句：“股民很生气，後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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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监管嬗变：从96点到5000点2007年08月23日 星期四 12:52
中国股市已走过18个年头。8月18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老人们坐在“证券市场18年庆典”论坛上。回忆起18年股市风雨，每个人记忆都如此丰满。上海证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股市现在是“黄金十年”。
8月18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老人们坐在了联办组织的“证券市场18年庆典”的一个论坛上。
头发已经略白的李青原略微侧过身去，向她左侧的几人发问：十八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左侧四人中，年纪最轻的也已年过半百，听到问题，略一思索便有轻松的表情上了眉目。对于他们来说，18年前如在昨日。
就在此前一天，深成指逼近16000点，沪指回落4600，而在他们的印象中，指数是从两三百点或者更低的水平开始的。
从他们那时算起，中国股市已经从一个试验田，成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也由最初的四五家，发展到1400多家，市值超过21万亿；市场也从无法可依，到诸多规范和条文维持着市场秩序。
虽然资本市场的条文和繁复程度已经是十多年前不能比拟，但就理念而言，在这次联办组织的“证券市场18年庆典”上，证券市场最早的创建者和参与者的经验仍发人深省。
监管起自市场要求
王健在成为深交所第一任负责人之前，于1987年走马上任深发展副行长。他参与了整个深发展股份制改造与发行股票的全过程。
1987年，深发展在没有人民银行许可证的情况下成立了。随后的1988年，深圳街头出现了很多出售深发展股票的摊点，50或100股一张券，每券1000或2000元。
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很多人都到了深圳。有的是过来买股票，有的则是来看看中国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也是其中之一。
王健接待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向王健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此君说，你们这个股票印刷很漂亮，但更像钱币，而不像股票。你们有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吗？你们董事会和总经理怎么分工？你们有交易所吗？股票怎样流通？
王健挠头，弗里德曼说到的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一个有解的。1988年，中国企业还处在股份制改造的时期，股份制企业尚不多见，法律也不完备，遑论证券交易所。
弗里德曼临走撂下几句话：发股票自然是一个好事，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以后的事情就难说了。
后来情况的发展似乎印证了弗里德曼的预测。王健说，深发展股票的问题随后就显现了。
“当时我们是50股、100股印制的，便于流通，但是没办法及时过户。”王健说，“一到年底分红，来过户的人就人山人海。”这个时候的股票交易中，没有登记公司。
1990年，有了登记公司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有了证券商就出现了大户操纵价格的情况，有了登记公司之后，登记公司也不管国有股限制流通的规定，很多股票不知过户到哪里去了，50%的国有股随后急剧缩减至不足20%，王健笑称，那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大流失。
1988年随后的时间里，又有万科等几家企业发行了股票。这时候公司发股票，市民并不买账，后来深圳市要求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才使得这些股票发行顺利完成。
但到了1990年之后，形势却火爆了起来。具体原因至今无人清楚。但当年5月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将暂缓上市，这一消息刺激了市场。
从当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发展股票涨幅为100%，万科380%，另外三只股票涨幅也从140%到380%不等。排队等待过户的人都站到了马路上。
当时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描述了这一事情的情景：深圳股票价格已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同时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份，每天约有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口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了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经挂失的股票再度出卖，有的私自涂改股票面值，也有在场外散步各种虚假消息，造成市场混乱。
说“场外”交易并不确切，因为当时交易所尚在筹建中。但对于一个规范市场的需求已经出现。终于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试营业。在此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先获得人民银行批准。
催生证监会
在沪深两家交易所建立的头两年里，中国并无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当时中央对股市的原则是，什么都不做直接认可，只作为实验品。
1990年深圳市场疯狂后的11月，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飞抵深圳参加一次庆典，在返程的飞机上，找刘鸿儒谈了2个小时关于深圳市场的问题。
刘鸿儒回忆说，当时被问到的就是，股票市场的试验还要不要保留下去？
刘在人行副行长任上10年，主管金融改革和创新，股票市场也可以说是在他的催动之下诞生。刘当时说，相信自己这些老共产党员能够在中国探索出一条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道路来。在汇报2小时之后，他得到的反馈是，股票市场可以继续搞，但暂时不要扩大。
1991年的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经济学家蒋一苇、刘诗白、厉以宁等人提出了一个建立证监会的议案，编号是1502。他们说，现在的证券市场管理政出多门，需要一个独立统一的机构来管理。
所谓政出多门，说的是当时证券商归人民银行管理，而两个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理，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也归地方管理。
但这一议案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并无响动，建立证监会的想法似乎被人遗忘了。
必然的历史总是在偶然情况下被触发。8·10事件加快了证监会的成立。
1992年8月9日和8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各售表网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了100万人的长龙队伍。
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近百万人排队10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在倾盆大雨中。到9号晚9点，全部新股抽签表售完。
但是，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许多群众发现。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10日晚部分认为其中有诈的人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开始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者。随后也增发了50万张抽签表。
“8·10”风波后，深市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开始猛跌，此后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的164点才止跌反弹。沪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
1992年的深圳人口60万，但8·10新股发行之前一下子招来了150万人，地方安定受到影响。当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委员会主任，其办事机构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刘鸿儒回忆说，8·10事件上下震动，导致了证监会的诞生。
证监会在保利大厦的5层安营扎寨，但当时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无钱无兵也无权。
当时刘的副手、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傅丰祥回忆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没有经费，人也是一批志愿者结合起来的，包括联办的，人民银行的。钱也只有联办带去的一张200万的支票。
刘鸿儒到任后的头等大事，除了建立规章，就是从各个部门要权，将归属人民银行和地方的管理权限集中到中国证监会。
而对于规章，傅丰祥回忆说，他们当时就订了一个证监会工作人员守则，对证监会本身提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包括廉洁，工作纪律等。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好风气，当时的证监会，是一个半官半民的机构，专家组成的机构。”
傅丰祥所说的这些特点，部分也投射到了证券市场上：证券市场被市场力量主导。但不久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327监管变局
1994年，在经济学家厉以宁挑头下，《证券法》起草完成。证监会的监管也已进入正常轨道。但看似无事的证券市场即将迎来一场风暴，这一回与交易所国债期货有关。
同是交易所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尉文渊显得比王健更得意，因为他任上证所总经理之时，年仅35岁。尉的作风也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一样生猛———后来也有人把他与管金生、阚治东并称作“证券市场三大猛人”。
1990年底开业的上证所被尉文渊弄得有声有色，1991年他们组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随后允许外地券商进入，实施T+0交易……
但1995年春节之后，发生了一件让尉文渊徒唤奈何的327国债事件。尉文渊说，这18年来，记忆最深刻的，从成就上来说，是1992年，当是上证所的许多制度安排，对于今天仍有指导作用；从挫折上来讲，是327国债事件。
在尉文渊眼中，这一次事件差点葬送了证券市场前4年的努力———葬送他和管金生的职业生涯还是其次。
当时万国证券在管金生的操盘下豪赌327国债期货。327国债应在1995年6月到期，其票面9.5%的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到期债券每百元应付132元，而交易价格一直在148元上下。
当时银行存款利率12.24%，因此市场盛传327国债将提高利率，到期以148元兑付。但管金生认为财政部不会割肉补贴327国债，因此大举做空327国债。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证实327国债将按148.5元兑付。买国债的老百姓高兴了，但管金生急了。当天下午，管金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交易中大举砸盘，仅最后7分钟，万国证券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327国债仅240亿元。
交易价格被管金生直线砍下，按收盘价计算，空头管金生盈利16亿元。问题是，当时机构只允许开5万口，万国证券信誉好，最多可开40万口，但管金生甩出的远不止此数，仅1056万口空单，需要的保证金就多达52亿元，账号上有吗？交易所宣布该部分交易违规无效，万国证券亏60亿元。
万国证券随后发生挤兑，在后来被整顿后与申银合并，而国债期货也随后被关闭。
有人将327国债事件与巴林银行破产相提并论，不管结论如何。尉文渊也知道在交易所的职务是干到头了。
但受影响的不止是他的职位，他说，自此证券市场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政府渐渐主导了市场走向。证监会开始向两个交易所委派总经理，327事件之后，再没有管金生一类的大鳄。
而也是在同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批一线管理者：刘鸿儒、王健、尉文渊，以及上海三大券商负责人：万国管金生、申银阚治东、海通汤仁荣，都离开了股市。
建议证监会放权
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证监会逐步完善了个项监管措施，打击市场操纵，规范证券商自营，规范上市公司发行等等。
但监管之下亦有漏洞，虽然这一时期的已不如8·10和327国债那样重大。其中公司丑闻不乏琼民源、亿安科技、郑百文、蓝田等典型案例，也不乏德隆、格林柯尔等成系公司的崩塌。
而今，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已初步完善，但如何超越？
王健提及弗里德曼1988年那些话，在一个没有健全法制的市场中，搞股票等等，肯定会乱的。但他认为，证监会的权力已然过大。
他的观点与尉文渊提及的327后的市场转变多少有些契合：市场主体的力量发挥得不够充分。
王健说，改革要从证监会开始，证监会应该将权力分下去。在他的建议中，股票发行的审核，交给交易所就可以。而另一些事情证券商可以代劳。但有些需要监管的地方，比如关联交易、虚假报表等却是查处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