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银发中国”带给年轻人的现实困境
70年代人：在“421”的重压下摸索前进
34岁的张景琛刚刚约见了她的保险顾问，计划再给丈夫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此前，她的家庭保险年支出已达1万元左右。
张景琛一家，是当下70年代人中最典型的“421模式”。一对夫妇，上面要赡养四位父母长辈，下面要供养一个小孩。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令多数人感觉吃力。
张景琛家里的老人都有退休金和社会医疗保障。但一位同事的经历还是令她颇为忧心。同事的父亲虽然也有基本医疗保险，但一场肺癌，花去了几十万元，因为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大部分无法报销。那段时间，那位同事为筹措治疗费用非常着急，所有的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
目睹同事经历后，张景琛特地去银行给家中的老人开了个账户，每个月都存入一笔钱。“跟保险差不多，当作备用资金，万一有大笔的医疗开支，就动用这笔钱。”
“我们面临的是养老和养小的双重压力。”张景琛去年刚生了小孩，奶粉钱、保姆费等等，一个月至少要花掉2000元。现在每个月除了给父母存养老备用金外，张景琛还要给孩子存一笔数额不小的教育基金。
为了要小孩，在某会计师事务所任职的张景琛两年前辞去了“昏天黑地”的工作，小孩9个月大的时候，张景琛把孩子扔给了父母，又回到了“老东家”。“养老费，教育费，房贷，养车费，生活费，不努力工作，怎么扛得了？”
张景琛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早有计划。她一方面增加储蓄，购买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同时也做了一些投资，比如股票、房产等。
投资不动产，是张景琛最看好的稳定投资。两年前，她和丈夫购买了第二套住房。“这就是为养老打算的。不指望能涨到多少，每个月有稳定的房租，减去贷款，也可以做养老金的补充”。
目前，“以房养老”，被不少专家认为是有效的养老举措之一。即通过“倒按揭模式”，退休前取得住宅产权，养老之时，把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后者通过评估，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
房主继续享有居住权，当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归抵押权人所有。
对于这种养老模式，社会上也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杜鹏所长就曾指出，真正有条件以房养老的人，是现在四五十岁、购有商品房的中年人。其次，大部分“倒按揭”的要求，已经将老人限制在一个相对数量并不大的圈子里，而对这个范围内的老人来说，“倒按揭”补偿的资金只是他们养老金的补偿，不是支柱。
张景琛认为，养老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做彻底改革。“单靠社会统筹养老，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全面实施年金制度。基本社会统筹，加年金补充养老，再加上商业养老保险，这样的话，我们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就不那么担忧了。”
80年代人：即将披挂上阵，部分人要承担父辈祖辈养老
提起养老，高子谦觉得这还是离自己挺遥远的话题。
和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24岁的高子谦在父母眼里是个“幸福宝宝”。大学毕业，高子谦进了一家日资企业，工资属于白领里的中档。他父母目前还都在工作，有相对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年轻的时候多挣钱，老了就住养老院去，指望下一代是不行的，我不给他们添麻烦就很不错了。”高子谦说。
机构养老确实是近年来逐步被推广的养老模式之一。但机构养老，对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一个挑战。同时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也是正要面临的问题之一。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卢汉龙研究员的一项调研显示，全球95%的老人依旧钟情“居家养老”，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把“居家养老”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主流模式。
对尚未感受到养老负担的高子谦来说，养老问题还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但对25岁的任建军来说，这个离同龄人或许还遥远的问题，已令他颇感压力。
来自四川绵阳小镇的任建军，大学毕业后和女友一起在北京打拼。虽然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貌似不错，但去掉房租、生活费等开销，基本就所剩不多了。
任建军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乐观：妈妈退休后每月有500元的养老金，爸爸下岗后开了个小茶馆，每月也有四五百元左右的收入，“这些钱，加上他们的积蓄，相当于当地的中等水平。”
但任建军的父母目前还要承担爷爷、奶奶、外婆三位高龄老人的养老重任。“乡镇消费低，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就是怕生病。前阵子奶奶因为小毛病住了次院，就花了2000多元，这对我父母来说，就是大笔支出了。后来爷爷和爸爸各出一部分，分担了这笔开销。”
“我们因为事业还刚刚起步，经济能力有限，现在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家里一些钱。”任建军估算了一下，他和女友每年给家里的钱，合计大概1万元左右。
“我们应该算是典型的老龄社会家庭了吧。我和女友两个人，以后首先要赡养双方父母四位老人，然后再加上爷爷奶奶外婆，这样的模式在以后的老龄化社会里，估计是很常见的。”任建军说。
任建军对养老重任，并无良策，他现在考虑的惟一可行方案，就是回四川。“北京买房的压力太大了。我们计划在北京再辛苦两年，攒点钱，就回四川去，找个安稳的工作，做一些养老的规划，还可以就近照顾老人。”据说，很多漂在北京的青年人，都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他就指望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了。“我年轻时当然要努力挣钱，但也希望我国能发展成高福利国家。我的同学在丹麦工作，听说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全包了。”
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往往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养老问题
一个煤气灶，平放的两张床，一台电视机，四样物件已经把房子的空间挤得所剩无几——这是贾易东一家人的客厅、卧室兼厨房。一家4口就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
23岁的贾易东是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学生，他的弟弟易南21岁，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到外地打工。他们家本来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10月，贾易东把一家人接到北京，现在住在玉泉山脚下的一间平房里。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为父母各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弟弟也来到一家技术安装公司工作，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时稍有起色。但2006年6月17日早晨，父亲突发脑溢血，做完手术后已经过去100天了，他一直没有醒过来。
当被问及父母养老问题，贾易东无奈地说：“他们没有别的保障，只有我们两兄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多次，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只能靠我们出来赚钱养他们了。”
目前，贾易东上大学的学费都要依靠银行的贷款，父亲突然犯病后，他四处借钱，筹了一些钱，但医院每天住院及治疗花费约在千元上下，这笔钱很快用完后，他只好将父亲接到家里疗养。后续的治疗费每月仍需1500元以上。
“我们做子女的压力太大了。”贾易东感叹道，“父亲康复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每一笔花销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没有政策支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他父亲在2005年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除此之外，没有买任何保险。但因为他需要在北京治病，连合作医疗的优惠也无法享受。
贾易东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法学研究生，现在正进行最后的冲刺。可是突如其来的这场变故让他开始考虑是否要先找工作，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考研。
“我找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工资高，但现在就业压力太大。”贾易东说，“父亲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不能仅仅考虑他的病，还有责任让家里其他人都过得更好。”
“我们还算幸运的，能够借到一些钱。我知道村里有几家人，孩子还比较小，家长在工地上出了事，被送回老家治疗。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负担更重。”贾易东说。
“关键是养老体制的问题。现行养老体制覆盖面没有涉及农村。”对法律政策颇有研究的贾易东对养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它主要是靠伦理道德来维系。
而土地之类的资本，又不足以维持老人晚年的生活。再加上多数农村青壮年出去打工，谁来照顾老人？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靠法律政策来保障老人的权利。” (记者 林蔚 实习生 陈怡)
70年代人：在“421”的重压下摸索前进
34岁的张景琛刚刚约见了她的保险顾问，计划再给丈夫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此前，她的家庭保险年支出已达1万元左右。
张景琛一家，是当下70年代人中最典型的“421模式”。一对夫妇，上面要赡养四位父母长辈，下面要供养一个小孩。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令多数人感觉吃力。
张景琛家里的老人都有退休金和社会医疗保障。但一位同事的经历还是令她颇为忧心。同事的父亲虽然也有基本医疗保险，但一场肺癌，花去了几十万元，因为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大部分无法报销。那段时间，那位同事为筹措治疗费用非常着急，所有的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
目睹同事经历后，张景琛特地去银行给家中的老人开了个账户，每个月都存入一笔钱。“跟保险差不多，当作备用资金，万一有大笔的医疗开支，就动用这笔钱。”
“我们面临的是养老和养小的双重压力。”张景琛去年刚生了小孩，奶粉钱、保姆费等等，一个月至少要花掉2000元。现在每个月除了给父母存养老备用金外，张景琛还要给孩子存一笔数额不小的教育基金。
为了要小孩，在某会计师事务所任职的张景琛两年前辞去了“昏天黑地”的工作，小孩9个月大的时候，张景琛把孩子扔给了父母，又回到了“老东家”。“养老费，教育费，房贷，养车费，生活费，不努力工作，怎么扛得了？”
张景琛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早有计划。她一方面增加储蓄，购买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同时也做了一些投资，比如股票、房产等。
投资不动产，是张景琛最看好的稳定投资。两年前，她和丈夫购买了第二套住房。“这就是为养老打算的。不指望能涨到多少，每个月有稳定的房租，减去贷款，也可以做养老金的补充”。
目前，“以房养老”，被不少专家认为是有效的养老举措之一。即通过“倒按揭模式”，退休前取得住宅产权，养老之时，把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后者通过评估，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
房主继续享有居住权，当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归抵押权人所有。
对于这种养老模式，社会上也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杜鹏所长就曾指出，真正有条件以房养老的人，是现在四五十岁、购有商品房的中年人。其次，大部分“倒按揭”的要求，已经将老人限制在一个相对数量并不大的圈子里，而对这个范围内的老人来说，“倒按揭”补偿的资金只是他们养老金的补偿，不是支柱。
张景琛认为，养老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做彻底改革。“单靠社会统筹养老，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全面实施年金制度。基本社会统筹，加年金补充养老，再加上商业养老保险，这样的话，我们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就不那么担忧了。”
80年代人：即将披挂上阵，部分人要承担父辈祖辈养老
提起养老，高子谦觉得这还是离自己挺遥远的话题。
和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24岁的高子谦在父母眼里是个“幸福宝宝”。大学毕业，高子谦进了一家日资企业，工资属于白领里的中档。他父母目前还都在工作，有相对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年轻的时候多挣钱，老了就住养老院去，指望下一代是不行的，我不给他们添麻烦就很不错了。”高子谦说。
机构养老确实是近年来逐步被推广的养老模式之一。但机构养老，对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一个挑战。同时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也是正要面临的问题之一。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卢汉龙研究员的一项调研显示，全球95%的老人依旧钟情“居家养老”，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把“居家养老”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主流模式。
对尚未感受到养老负担的高子谦来说，养老问题还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但对25岁的任建军来说，这个离同龄人或许还遥远的问题，已令他颇感压力。
来自四川绵阳小镇的任建军，大学毕业后和女友一起在北京打拼。虽然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貌似不错，但去掉房租、生活费等开销，基本就所剩不多了。
任建军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乐观：妈妈退休后每月有500元的养老金，爸爸下岗后开了个小茶馆，每月也有四五百元左右的收入，“这些钱，加上他们的积蓄，相当于当地的中等水平。”
但任建军的父母目前还要承担爷爷、奶奶、外婆三位高龄老人的养老重任。“乡镇消费低，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就是怕生病。前阵子奶奶因为小毛病住了次院，就花了2000多元，这对我父母来说，就是大笔支出了。后来爷爷和爸爸各出一部分，分担了这笔开销。”
“我们因为事业还刚刚起步，经济能力有限，现在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家里一些钱。”任建军估算了一下，他和女友每年给家里的钱，合计大概1万元左右。
“我们应该算是典型的老龄社会家庭了吧。我和女友两个人，以后首先要赡养双方父母四位老人，然后再加上爷爷奶奶外婆，这样的模式在以后的老龄化社会里，估计是很常见的。”任建军说。
任建军对养老重任，并无良策，他现在考虑的惟一可行方案，就是回四川。“北京买房的压力太大了。我们计划在北京再辛苦两年，攒点钱，就回四川去，找个安稳的工作，做一些养老的规划，还可以就近照顾老人。”据说，很多漂在北京的青年人，都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他就指望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了。“我年轻时当然要努力挣钱，但也希望我国能发展成高福利国家。我的同学在丹麦工作，听说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全包了。”
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往往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养老问题
一个煤气灶，平放的两张床，一台电视机，四样物件已经把房子的空间挤得所剩无几——这是贾易东一家人的客厅、卧室兼厨房。一家4口就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
23岁的贾易东是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学生，他的弟弟易南21岁，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到外地打工。他们家本来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10月，贾易东把一家人接到北京，现在住在玉泉山脚下的一间平房里。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为父母各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弟弟也来到一家技术安装公司工作，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时稍有起色。但2006年6月17日早晨，父亲突发脑溢血，做完手术后已经过去100天了，他一直没有醒过来。
当被问及父母养老问题，贾易东无奈地说：“他们没有别的保障，只有我们两兄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多次，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只能靠我们出来赚钱养他们了。”
目前，贾易东上大学的学费都要依靠银行的贷款，父亲突然犯病后，他四处借钱，筹了一些钱，但医院每天住院及治疗花费约在千元上下，这笔钱很快用完后，他只好将父亲接到家里疗养。后续的治疗费每月仍需1500元以上。
“我们做子女的压力太大了。”贾易东感叹道，“父亲康复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每一笔花销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没有政策支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他父亲在2005年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除此之外，没有买任何保险。但因为他需要在北京治病，连合作医疗的优惠也无法享受。
贾易东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法学研究生，现在正进行最后的冲刺。可是突如其来的这场变故让他开始考虑是否要先找工作，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考研。
“我找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工资高，但现在就业压力太大。”贾易东说，“父亲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不能仅仅考虑他的病，还有责任让家里其他人都过得更好。”
“我们还算幸运的，能够借到一些钱。我知道村里有几家人，孩子还比较小，家长在工地上出了事，被送回老家治疗。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负担更重。”贾易东说。
“关键是养老体制的问题。现行养老体制覆盖面没有涉及农村。”对法律政策颇有研究的贾易东对养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它主要是靠伦理道德来维系。
而土地之类的资本，又不足以维持老人晚年的生活。再加上多数农村青壮年出去打工，谁来照顾老人？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靠法律政策来保障老人的权利。” (记者 林蔚 实习生 陈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