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在王小波的早期小说中,爱情具有传统的甚至柏拉图式的意味,《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是其中的典型。留学美国之后,伴随个人思想、文字和写作技巧的成熟,“性”成为王小波小说的核心意象。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性已经不再是禁忌,它首先作为人性的一个重要特性,作为爱情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然而,这一时期“性”的正名,并不是影响王小波关注性价值的主要因素。王小波的独特贡献在于,通过对性和爱关系的再解释,性对专制和压抑的反抗,性作为人之存在的表现,构建了“性”的三重意义,它们又共同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诗意的存在。
一
生存世界和文学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标准,性这种在生存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文学中却一直没有摆脱被贬抑的命运,因为性所具有的低级的、本能的生物性,被符号化成了庸俗生存的象征,只有当它和爱情结合在一起时,才取得了进入文学殿堂的资格。但是,性爱对于主流文学观念而言,已不仅仅是“性爱”,不断的意义累积在它肩上,使性爱附着了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些负担不是与性和谐地共存,而是把性作为一个工具,并进而扭曲了性的本来面目,掩盖了性对于现实生存的原初价值。
事物的意义化是人类进行价值世界建构的根本因素,但是,事物的意义化并不能取代事物本身。王小波在他的杂文《关于格调》中举了一个例子: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kovemymother kand!”……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懂,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重,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①
这一段话里,王小波表述了关于性爱的两个事实:其一,人类性爱被强加了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意义链,最后,这个意义链淹没了性爱,把现实生活变成了观念演绎;其二,这个观念演绎过程,通过文化的诠释和积淀,形成了关于性爱及其附加意义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对于性爱的评判标准,所谓格调高,就是爱祖国、爱人民这种民族或意识形态话语凌驾于性爱之上,直到把性爱转化成无性的爱,所谓格调低,就是直接表达性爱本身。
国家、民族高于个人,超越个人,同化个人,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个人情爱、命运犹如一条无根的藤,只能附着在国家、民族这棵大树上,才符合标准,才能得到“格调”的提升,才具有了意义的光环,否则,就很难有自由生长的可能这个标准建立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把文学、“把整个生活变成了一种得分游戏”②。
很多人认识到了性爱“得分游戏”的非现实性质,并试图改变这个“得分游戏”,新时期小说的一个主题,就是探讨性爱及其附加意义的关系,重建它的价值。而王小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把这个主题推进一步,通过改变这个“得分游戏”,重新定义性的价值,恢复人之基本自由。
《黄金时代》的性爱内容是这篇作品的重要特色,但是,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篇幅众多的关于性的意象中,那就和“得分游戏”一样,混淆了性的价值意图。知青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是个异样的故事。“陈清扬说,我始终是个恶棍。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我翻了一串白眼,然后开始胡说八道。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金钱和性的交换,性的互相吸引,都可能导致直接进入性关系,而性心理则作为动机和铺垫形成了性关系的现实语境。但是,王小波运用了“错位”的手段,显示了时代的荒诞,通过荒诞,再造了现实,摆脱了性心理的束缚,直接进入性语境,使一个理性现实中不可能的过程变成了合理的现状。从性开始,王二和陈清扬伸展他们的故事。
这是王小波特有的写作:直接进入性。在《关于格调》中王小波写道:“现在可以谈谈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格调低———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因为书中任务不是按顺序干完了格调高的事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改变性爱故事的秩序,不是从爱祖国、爱人民开始,甚至不是从爱情开始,然后自然地发展到性,而是反过来,这就是王小波的秩序。
从性开始,是否意味着性在价值上得到了优先权,得到了高于其他的位置?弗洛伊德对里比多的研究,为性的冲动寻找到了合法性,但同时,另一种趋向出现了,性的泛化也在现代性体系中获取着合法性,侵入了人类道德的核心范围,并拆除性道德的原有大厦。性的限度在哪里?这是重建性价值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和王二第一次做爱,丝毫没有性的快乐;从第二次开始,陈清扬第一次感受到性的欢愉。陈清扬以为,她在一种由欲望、信守诺言和自我牺牲编织成的情绪中,延续着与王二之间的性关系。但是,避难清平山时,王二一只肩膀扛起穿着筒裙的陈清扬,过河爬坡,深山里只有两个人,王二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两下:
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从性开始,回到爱情,表面上看,这个圆圈似乎并不特别。但是,它建立了两个价值基点:第一,性价值不只是性行为,和爱情的结合使“性”理性化,这是性的道德价值界限;第二,和从爱开始,向性发展这个自然而然的秩序相比,王小波的性表现方式,真正完成了一种物性向精神的超拔,犹如人提着自己的头发跃出沼泽,这种力量需要更多的智慧、纯洁和诗意,这种力量使物性与精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王小波不仅改变了性爱“得分游戏”规则,剔除了人为附加在它身上的“格调”,而且,让性爱成为性爱,挥发它自己的勃勃天性,并在这种张扬中,达到自由的巅峰体验,完成一个纯粹的自我。
二
马尔库塞在《生命本能和文明》中指出:文明史起始于对各种欲望,首先是对性欲的压制,各种欲望的自由而充分的满足同社会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③按照这一观点,性与文明社会处于长期对抗的关系中。社会统治最严酷、精神压抑最严重的时候,往往就是性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因为,由于性的宣泄,人们变相地获得了所期望的快感,获得了在压抑环境中没有其他渠道获得的精神自由。作为反抗社会现实的武器的性,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直接反抗禁欲主义,恢复欲望在生活中的正常地位,二是通过性,与整个文明社会交锋。
中篇小说《2010》是王小波最怪诞的几部作品之一,小说设想了2010年的北戴河,一个由数盲症控制的世界。数盲症“不能按行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辨向,只能乘专车”,因此,他们只能当领导。在数盲症世界,夫妻生活由机关安排。而且,“数盲都是这样进行的:看着女人的肉体,傻头傻脑地说一句‘夫妻生活要重视呀’,然后流一点口水就开始干了;一边干,一边还要说些‘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之类的中外格言……她们管这件事叫做‘被肚皮拱了一下’”。
数盲症规整了一个秩序严谨的世界,僵硬、虚伪、压抑,人在一个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庞大机器里机械地生活,这种机械性延伸到了性爱,人的活生生的欲望变成了不带任何情感的性交。在数盲世界,所有违背秩序的事情都是危险的。但是,终于有人干了一件反面的事:开party。星期四在西山的这个party延续了四天,“高峰期是星期天,西山上有三万多人,在每个房间都留下了用过的避孕套”。因为,除了数盲症,每一个人都“觉得生活很压抑,需要发泄”。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与民间文化时指出,民间狂欢创造了人间的“第二种生活”。《2010》用party这个形式,进行了一场性的狂欢,一次淋漓的反抗,把扼杀创造、欲望的生存现实撕裂、打碎,打开了生命力的宝盒。
《似水流年》的背景回到“文革”,小说描述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情节:贺先生跳楼自杀,验尸的时候,发现他的“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我”想:“他一定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死亡和性融合在一起,惨烈和快感结合为一体,这个创造性的联想,精确地抓住了个体牺牲于极端理想主义时所体会到的荒谬。贺先生勃起的性器官,是对现实无言而锐利的反抗与嘲弄。
对于极端压抑的时代,反抗总是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解,因为,每一个经历过压抑创痛的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自由的珍贵。所以,即使那些不同意王小波的性爱观念的人,也可能完全同意王小波的反抗精神。但是,哪一个时代没有一些被压抑的因素在遭受伤害和歧视呢?王小波的《似水柔情》表现的就是一个被伤害的群体:同性恋。
警察小史抓住了同性恋者阿兰,但是,在阿兰讲述同性恋者细腻的、抑郁的性爱故事后,小史的憎恶发生了改变,在一个幻觉般的环境中,两个男人发生了性爱,小史身体内潜藏着的同性恋倾向滋生起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同性恋的爱情现实———“供羞辱,供摧残。”
《似水柔情》几乎是王小波中后期小说中唯一没有用戏谑这种表现技巧的作品,体现出了他对此的认真和严肃。《似水柔情》的人物没有反抗,他们甚至没有反抗的想法,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不能改变的命运:供羞辱,供摧残。他们试图有一点尊严,但是这个微小的愿望在人们细微的态度中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们步入了无价值的深渊。王小波认识到这个无价值里,有和异性爱一样的价值,但是,要使这个价值得到认同,就必须改写旧的价值标准,而旧的标准植根于亿万人心中,反抗者只能在悲哀中进行绝望的战斗,这种悲哀弥漫了整个《似水柔情》。
如果说,《黄金时代》、《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2010》是以鲜明的、“正常”的性爱反抗礼教、压抑、虚伪,那么,《似水柔情》则是以理性重新认知“非正常”的性爱,抗拒传统对同性恋的偏见,在反抗非人道的压迫,在追求人的自由上,二者殊途同归。通过这些小说,性爱的“自主性”和勃勃生气得到了充分的赞美。
三
王二是王小波一系列小说里的主人公,因此,这些小说既独立,又存在着内在联系。阿兰·罗伯—葛利叶曾经论述过小说人物“名字”的意义。他指出,在传统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和性格至关重要,人物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又能上升到类的高度,名字和性格代表着对世界的英雄般的征服,也标志着一个推崇个人的时代。而现代小说贡献的不是现实的成功、统治、猎取,而是对世界的认识,谁能记得《恶心》、《局外人》的叙述者的名字?而《城堡》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字母K。名字的隐去预示着现代小说正在摆脱过时的社会,“一条崭新的路就会向它敞开,带着新发现的承诺”④。
王二当然不是K,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和鲜明的性格,这一点,使王二这个有姓无名者从罗伯—葛利叶所论述的现代小说人物中溢出来。但是,罗伯—葛利叶把现代小说的价值定位为认识世界,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王小波的表述,不在于日常生活中不符合现实社会的一系列规则、逻辑,而是摆脱了现实的束缚,直指人存在的意义,而“性”,就是王小波认识世界、思索存在的主要途径。
《三十而立》里的年轻王二,在阅读和思索之后,发现了“这个世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于是乎对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两个答案。这就叫虚伪”。如果思维就此停留在对“虚伪”的批判上,则完全不能表现王小波的“深思”,同时也就说明了读者的不能“深思”。王二更为深入的认识在于:“我没有批判虚伪本身。不独如此,我认为虚伪是伟大的发明。”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这两个不兼容的体系,必然要面临价值的高下判断,但是,如果说存在本身指向人所希冀的自由的话,那么,生存的必要原本不也是欲望和理性的结合体吗?
然而“虚伪还不是终结”,因为每个人都会进化,“最后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不存在矛盾。”当生存的必要转化成纯粹功利,而在功利的驱使下,人把生活当作了一种表演时,人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表演越真实,人越走向愚昧的深渊,没有理性,何谈真诚,又怎能达到存在本身。这个存在是一个理性地基上的本真存在。而“我”发誓,“无论写诗还是做爱,都要以极大的真诚完成……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
王二思索了人的本真存在,在本真存在中,个人意识到了价值,通过本真存在,个人认识着世界。《黄金时代》里的王二认识到自己的本真存在,因为他同时认识到,自己身上勃起的阳具,绝不如生产队长所言是罪恶的化身,“它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当他逃进荒山,很多人都希望他不存在的时候,他和陈清扬的性爱,他的勃起,最清醒地宣告着,他存在,而且是最本真的存在。
王二也曾经遗忘过自己的存在,当他在三十而立之年,回想起年轻时对虚伪的论证,他发现,“我说了很多,可一样也没照办。这就是我不肯想起那篇论文的原因”。思想唤起了存在的显现,但是本真存在并不是只有依靠思索才能获得,它其实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就像一点微弱的火苗,只需要一丝风,就可以燃烧起来,最后照亮整个精神世界。每次接受批斗之后,陈清扬和王二都有热烈而愉悦的性爱。陈清扬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正在打开包装。于是她心花怒放。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现在她把自己交到了我手里。”打开包装的礼品盒,这个性爱意象在本质上接近着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敞开和澄明。
《三十而立》描述了一个优美的细节:
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要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我心里一荡,一些诗句涌上心头。就在这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存在本身……
我们迎着风走回去,我给她念了刚刚想到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
而阴茎倒挂下来。
性,存在,美好。王小波把性爱象征与超世俗的精神遨游、与人间美景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个人的诗性存在,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战胜他。“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对“性”的三重意义的揭示,创造了他的现实和诗意世界,同时,这个当之无愧的行吟诗人,正在把他两个世界的光辉带给现实中的我们。
注释:①②王小波:《关于格调》,《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③参见瓦西列夫《情爱论》,第126页,三联书店,1987年。④阿兰·罗伯—葛利叶:《关于几个过时的概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第393—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在王小波的早期小说中,爱情具有传统的甚至柏拉图式的意味,《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是其中的典型。留学美国之后,伴随个人思想、文字和写作技巧的成熟,“性”成为王小波小说的核心意象。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性已经不再是禁忌,它首先作为人性的一个重要特性,作为爱情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然而,这一时期“性”的正名,并不是影响王小波关注性价值的主要因素。王小波的独特贡献在于,通过对性和爱关系的再解释,性对专制和压抑的反抗,性作为人之存在的表现,构建了“性”的三重意义,它们又共同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诗意的存在。
一
生存世界和文学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标准,性这种在生存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文学中却一直没有摆脱被贬抑的命运,因为性所具有的低级的、本能的生物性,被符号化成了庸俗生存的象征,只有当它和爱情结合在一起时,才取得了进入文学殿堂的资格。但是,性爱对于主流文学观念而言,已不仅仅是“性爱”,不断的意义累积在它肩上,使性爱附着了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些负担不是与性和谐地共存,而是把性作为一个工具,并进而扭曲了性的本来面目,掩盖了性对于现实生存的原初价值。
事物的意义化是人类进行价值世界建构的根本因素,但是,事物的意义化并不能取代事物本身。王小波在他的杂文《关于格调》中举了一个例子: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kovemymother kand!”……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懂,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重,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①
这一段话里,王小波表述了关于性爱的两个事实:其一,人类性爱被强加了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意义链,最后,这个意义链淹没了性爱,把现实生活变成了观念演绎;其二,这个观念演绎过程,通过文化的诠释和积淀,形成了关于性爱及其附加意义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对于性爱的评判标准,所谓格调高,就是爱祖国、爱人民这种民族或意识形态话语凌驾于性爱之上,直到把性爱转化成无性的爱,所谓格调低,就是直接表达性爱本身。
国家、民族高于个人,超越个人,同化个人,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个人情爱、命运犹如一条无根的藤,只能附着在国家、民族这棵大树上,才符合标准,才能得到“格调”的提升,才具有了意义的光环,否则,就很难有自由生长的可能这个标准建立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把文学、“把整个生活变成了一种得分游戏”②。
很多人认识到了性爱“得分游戏”的非现实性质,并试图改变这个“得分游戏”,新时期小说的一个主题,就是探讨性爱及其附加意义的关系,重建它的价值。而王小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把这个主题推进一步,通过改变这个“得分游戏”,重新定义性的价值,恢复人之基本自由。
《黄金时代》的性爱内容是这篇作品的重要特色,但是,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篇幅众多的关于性的意象中,那就和“得分游戏”一样,混淆了性的价值意图。知青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是个异样的故事。“陈清扬说,我始终是个恶棍。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我翻了一串白眼,然后开始胡说八道。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金钱和性的交换,性的互相吸引,都可能导致直接进入性关系,而性心理则作为动机和铺垫形成了性关系的现实语境。但是,王小波运用了“错位”的手段,显示了时代的荒诞,通过荒诞,再造了现实,摆脱了性心理的束缚,直接进入性语境,使一个理性现实中不可能的过程变成了合理的现状。从性开始,王二和陈清扬伸展他们的故事。
这是王小波特有的写作:直接进入性。在《关于格调》中王小波写道:“现在可以谈谈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格调低———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因为书中任务不是按顺序干完了格调高的事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改变性爱故事的秩序,不是从爱祖国、爱人民开始,甚至不是从爱情开始,然后自然地发展到性,而是反过来,这就是王小波的秩序。
从性开始,是否意味着性在价值上得到了优先权,得到了高于其他的位置?弗洛伊德对里比多的研究,为性的冲动寻找到了合法性,但同时,另一种趋向出现了,性的泛化也在现代性体系中获取着合法性,侵入了人类道德的核心范围,并拆除性道德的原有大厦。性的限度在哪里?这是重建性价值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和王二第一次做爱,丝毫没有性的快乐;从第二次开始,陈清扬第一次感受到性的欢愉。陈清扬以为,她在一种由欲望、信守诺言和自我牺牲编织成的情绪中,延续着与王二之间的性关系。但是,避难清平山时,王二一只肩膀扛起穿着筒裙的陈清扬,过河爬坡,深山里只有两个人,王二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两下:
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从性开始,回到爱情,表面上看,这个圆圈似乎并不特别。但是,它建立了两个价值基点:第一,性价值不只是性行为,和爱情的结合使“性”理性化,这是性的道德价值界限;第二,和从爱开始,向性发展这个自然而然的秩序相比,王小波的性表现方式,真正完成了一种物性向精神的超拔,犹如人提着自己的头发跃出沼泽,这种力量需要更多的智慧、纯洁和诗意,这种力量使物性与精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王小波不仅改变了性爱“得分游戏”规则,剔除了人为附加在它身上的“格调”,而且,让性爱成为性爱,挥发它自己的勃勃天性,并在这种张扬中,达到自由的巅峰体验,完成一个纯粹的自我。
二
马尔库塞在《生命本能和文明》中指出:文明史起始于对各种欲望,首先是对性欲的压制,各种欲望的自由而充分的满足同社会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③按照这一观点,性与文明社会处于长期对抗的关系中。社会统治最严酷、精神压抑最严重的时候,往往就是性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因为,由于性的宣泄,人们变相地获得了所期望的快感,获得了在压抑环境中没有其他渠道获得的精神自由。作为反抗社会现实的武器的性,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直接反抗禁欲主义,恢复欲望在生活中的正常地位,二是通过性,与整个文明社会交锋。
中篇小说《2010》是王小波最怪诞的几部作品之一,小说设想了2010年的北戴河,一个由数盲症控制的世界。数盲症“不能按行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辨向,只能乘专车”,因此,他们只能当领导。在数盲症世界,夫妻生活由机关安排。而且,“数盲都是这样进行的:看着女人的肉体,傻头傻脑地说一句‘夫妻生活要重视呀’,然后流一点口水就开始干了;一边干,一边还要说些‘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之类的中外格言……她们管这件事叫做‘被肚皮拱了一下’”。
数盲症规整了一个秩序严谨的世界,僵硬、虚伪、压抑,人在一个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庞大机器里机械地生活,这种机械性延伸到了性爱,人的活生生的欲望变成了不带任何情感的性交。在数盲世界,所有违背秩序的事情都是危险的。但是,终于有人干了一件反面的事:开party。星期四在西山的这个party延续了四天,“高峰期是星期天,西山上有三万多人,在每个房间都留下了用过的避孕套”。因为,除了数盲症,每一个人都“觉得生活很压抑,需要发泄”。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与民间文化时指出,民间狂欢创造了人间的“第二种生活”。《2010》用party这个形式,进行了一场性的狂欢,一次淋漓的反抗,把扼杀创造、欲望的生存现实撕裂、打碎,打开了生命力的宝盒。
《似水流年》的背景回到“文革”,小说描述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情节:贺先生跳楼自杀,验尸的时候,发现他的“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我”想:“他一定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死亡和性融合在一起,惨烈和快感结合为一体,这个创造性的联想,精确地抓住了个体牺牲于极端理想主义时所体会到的荒谬。贺先生勃起的性器官,是对现实无言而锐利的反抗与嘲弄。
对于极端压抑的时代,反抗总是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解,因为,每一个经历过压抑创痛的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自由的珍贵。所以,即使那些不同意王小波的性爱观念的人,也可能完全同意王小波的反抗精神。但是,哪一个时代没有一些被压抑的因素在遭受伤害和歧视呢?王小波的《似水柔情》表现的就是一个被伤害的群体:同性恋。
警察小史抓住了同性恋者阿兰,但是,在阿兰讲述同性恋者细腻的、抑郁的性爱故事后,小史的憎恶发生了改变,在一个幻觉般的环境中,两个男人发生了性爱,小史身体内潜藏着的同性恋倾向滋生起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同性恋的爱情现实———“供羞辱,供摧残。”
《似水柔情》几乎是王小波中后期小说中唯一没有用戏谑这种表现技巧的作品,体现出了他对此的认真和严肃。《似水柔情》的人物没有反抗,他们甚至没有反抗的想法,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不能改变的命运:供羞辱,供摧残。他们试图有一点尊严,但是这个微小的愿望在人们细微的态度中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们步入了无价值的深渊。王小波认识到这个无价值里,有和异性爱一样的价值,但是,要使这个价值得到认同,就必须改写旧的价值标准,而旧的标准植根于亿万人心中,反抗者只能在悲哀中进行绝望的战斗,这种悲哀弥漫了整个《似水柔情》。
如果说,《黄金时代》、《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2010》是以鲜明的、“正常”的性爱反抗礼教、压抑、虚伪,那么,《似水柔情》则是以理性重新认知“非正常”的性爱,抗拒传统对同性恋的偏见,在反抗非人道的压迫,在追求人的自由上,二者殊途同归。通过这些小说,性爱的“自主性”和勃勃生气得到了充分的赞美。
三
王二是王小波一系列小说里的主人公,因此,这些小说既独立,又存在着内在联系。阿兰·罗伯—葛利叶曾经论述过小说人物“名字”的意义。他指出,在传统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和性格至关重要,人物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又能上升到类的高度,名字和性格代表着对世界的英雄般的征服,也标志着一个推崇个人的时代。而现代小说贡献的不是现实的成功、统治、猎取,而是对世界的认识,谁能记得《恶心》、《局外人》的叙述者的名字?而《城堡》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字母K。名字的隐去预示着现代小说正在摆脱过时的社会,“一条崭新的路就会向它敞开,带着新发现的承诺”④。
王二当然不是K,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和鲜明的性格,这一点,使王二这个有姓无名者从罗伯—葛利叶所论述的现代小说人物中溢出来。但是,罗伯—葛利叶把现代小说的价值定位为认识世界,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王小波的表述,不在于日常生活中不符合现实社会的一系列规则、逻辑,而是摆脱了现实的束缚,直指人存在的意义,而“性”,就是王小波认识世界、思索存在的主要途径。
《三十而立》里的年轻王二,在阅读和思索之后,发现了“这个世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于是乎对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两个答案。这就叫虚伪”。如果思维就此停留在对“虚伪”的批判上,则完全不能表现王小波的“深思”,同时也就说明了读者的不能“深思”。王二更为深入的认识在于:“我没有批判虚伪本身。不独如此,我认为虚伪是伟大的发明。”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这两个不兼容的体系,必然要面临价值的高下判断,但是,如果说存在本身指向人所希冀的自由的话,那么,生存的必要原本不也是欲望和理性的结合体吗?
然而“虚伪还不是终结”,因为每个人都会进化,“最后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不存在矛盾。”当生存的必要转化成纯粹功利,而在功利的驱使下,人把生活当作了一种表演时,人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表演越真实,人越走向愚昧的深渊,没有理性,何谈真诚,又怎能达到存在本身。这个存在是一个理性地基上的本真存在。而“我”发誓,“无论写诗还是做爱,都要以极大的真诚完成……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
王二思索了人的本真存在,在本真存在中,个人意识到了价值,通过本真存在,个人认识着世界。《黄金时代》里的王二认识到自己的本真存在,因为他同时认识到,自己身上勃起的阳具,绝不如生产队长所言是罪恶的化身,“它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当他逃进荒山,很多人都希望他不存在的时候,他和陈清扬的性爱,他的勃起,最清醒地宣告着,他存在,而且是最本真的存在。
王二也曾经遗忘过自己的存在,当他在三十而立之年,回想起年轻时对虚伪的论证,他发现,“我说了很多,可一样也没照办。这就是我不肯想起那篇论文的原因”。思想唤起了存在的显现,但是本真存在并不是只有依靠思索才能获得,它其实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就像一点微弱的火苗,只需要一丝风,就可以燃烧起来,最后照亮整个精神世界。每次接受批斗之后,陈清扬和王二都有热烈而愉悦的性爱。陈清扬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正在打开包装。于是她心花怒放。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现在她把自己交到了我手里。”打开包装的礼品盒,这个性爱意象在本质上接近着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敞开和澄明。
《三十而立》描述了一个优美的细节:
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要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我心里一荡,一些诗句涌上心头。就在这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存在本身……
我们迎着风走回去,我给她念了刚刚想到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
而阴茎倒挂下来。
性,存在,美好。王小波把性爱象征与超世俗的精神遨游、与人间美景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个人的诗性存在,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战胜他。“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对“性”的三重意义的揭示,创造了他的现实和诗意世界,同时,这个当之无愧的行吟诗人,正在把他两个世界的光辉带给现实中的我们。
注释:①②王小波:《关于格调》,《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③参见瓦西列夫《情爱论》,第126页,三联书店,1987年。④阿兰·罗伯—葛利叶:《关于几个过时的概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第393—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