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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每年的五一节都听见一首歌《咱们工人有力量》，1947年(有说是1948年)，作曲家马可随同几名文工团员来到刚刚解放的东北，参加鞍山钢铁厂工人的恢复生产工作，长期在农村生活的马可一进厂就被熊熊的烈火和隆隆的机器声所感染，被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所吸引。当一位文工团员看到一块块钢锭在工人手上化为一件件产品的时候，竟激动地连声高喊：“伟大!伟大!”而马可更是被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所打动。随之，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诞生了：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这世界变呀么变了样!发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锄好生产，造成了枪炮送前方!咱们的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其旋律和演唱气势，颇为自豪雄壮，随之而来的是全中国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宪法中明确写入“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产业工人曾经是所谓社会“中间层”的中坚力量，是依靠的力量，当时虽然工资比之今日是处于一个“低水平”，但当时的低物价、福利制度和普遍的低生活标准，并未给其生活带来太多负担。
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并不说明问题，以感性的认识最为直接，草民小时候隔壁邻居是一个仓库的搬运工人，养活了5个小孩，还有个老妈妈，因为他家人多，单位给分了间面积比较大的住房，好像比局长家还大点，生活当然不算宽裕，但孩子们上学都没耽误。草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候，先在车间当工人，刚处于改革的初期，记得当时各个工种的老工人，凡级别高些的，其工资远远超过刚大学生提拔起来的车间主任，甚至高于厂长书记者也大有人在。在政治地位方面，草民所在的车间正好有一名老工人师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
20几年过去了，宪法中仍然写着“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这个队伍中新增加了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曰之农民工或民工，他们仍然是：“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这世界变呀么变了样!咱们的汗珠往下淌!”工人阶级的辛苦劳动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劳动的成果仍然是了社会发展的标志，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纵横。
可是，一顶“弱势群体”的帽子，也扎扎实实地戴在了这个群体的头上。变化从经济地位开始，如果站在城市生态的角度看，20年来，工人阶级中的工人阶层(这样说的前提是据专家考证，企业经营者、领导干部也是工人阶级，但以阶层分之)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十数年未见变化，倒是每逢年底就风闻无良老板欠下大笔薪金绝尘遁去。
前几天，老婆抱怨，工资已经十几年没有动过了，而实际收入却日见减少，多项福利也不见了踪影，自从“转制”完成后，连是否能够做够时间全身退休都已经成为问题，资本家随时可以找个理由办逼迫半“自觉”地叫走人。相映成趣的是，原先的经营者如今的“老板”，身家已经数以千万。在这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学者还是草民，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工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草民在车间时的工人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已经被当时的公司总经理、书记所取代(据说后来成为大贪官被严惩)。据学者统计，1991年的时候，国有企业中职代会中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比例是27.3%：16.1%，到2000年，就只有66.1%：17.5%了，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人的比例不断减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比例分别为26.7%、14.9%、12.4%、11.2%，而这其中，还没有排除“伪工人”，就是顶着工人帽子的企业经营者们。
《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还唱，但更多地是另外一首饱含苍凉和“悲壮”的《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年轻的一代，在就业、低收入、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费前，尚靠年龄在“希望”着，昭华已去，年届40、50，被精英们、富豪们视为“竞争失败者”的中老年工人、下岗失业工人们，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从头再来”了。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到“从头再来”，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基石和改革过程“阵痛”的承担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旗下，应该有他们应有的声音和利益诉求。 (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