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己制造的灾难不说，仅仅外族欺辱的历史一直就没有间断过。自宋以来，中华民族屡屡为外敌或外族所奴役和欺辱。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几乎成了中国人反抗外族或外国奴役的历史。内斗的不止，外辱不断，非人的环境或屈辱扭曲了多少中国人的心灵，造就了“只能赢、不能输”输不起的民族心态。
心态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行动的指南。面对屈辱，强者奋勇前行，而弱者则暴跳如雷。强者不怕别人指指点点，弱者因为自卑而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心态脆弱的人，一旦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跟自己不合，就会认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一个心态的脆弱民族也如此，一旦老外跟自己有点纠葛，就会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甚至连外国友人的忠告，也被认为是灭亡中国。就象清朝政府一样，外国人来跟中国自由贸易，也被看作没安好心，动摇国本。只有民族心态脆弱的民族，才会把自己关在文明世界之外，排斥先进的社会制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心态脆弱的民族。面对外界刺激，往往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八国联军的侵略让义和团式的民族情绪高涨起来，抗日战争让中国选择了民族主义。从文革到9.11事件，极端民族主义一点即燃。如此民族心态，很难理性地处理国际、国内事务。邓小平私下说：“中国有过太多的屈辱与苦难的历史，所以中国的人民不能允许他们的领导在外交上太过圆滑。那样他们会认为他是在卖国。”
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动辄称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别人的文化是雕虫小技。正是妄自尊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导致中华民族长期盲目排外，自绝于时代潮流。从解放初“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拥护”，到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发展到今天谁批判传统文化，谁就是数典忘宗；谁要重新评价毛泽东，谁就是民族的敌人；谁要说学习西方，谁就是崇洋媚外；谁要说台湾民主，谁就是美国洋奴。看自己，**落后是自己的优点；看别人，民主进步也是罪过。
民族主义根本出发点就是希望国家强大、民族进步，但是好的出发点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盛行，国家强大成了它笼络或者蛊惑人心的幌子和招牌。在中世纪的文化传统下，民族主义很容易异化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必然导致了民族心态的极端膨胀。唯我独尊、敌视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往往从自身价值观出发，自然而然地得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儒家文化将导引世界文明”的荒唐结论。
袁伟时说：“中国人乃至东方各国人，都应该敢于正视自身文化的缺失，正视希伯来、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的优长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成就，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历史有过耀眼的辉煌，未来可能有难以预计的贡献，但当前必须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惜煽动狭隘民族情绪，谁宣扬这些道理，他就把洋奴、买办的帽子往你头上扣，而且还颇有市场。几年前，几个文人鼓吹‘中国可以说不’，居然风靡一时，太可悲了!”
屈辱使人奋进，但是过多的屈辱也会扭曲人的心态。屈辱可以让一个民族走向强大，但也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心态膨胀，失去理智。对待屈辱，韩信卧薪尝胆，成了将军；越国十年生聚，消灭了吴国。作为一个屈辱的民族，忍辱负重要比荣辱皆“惊”更为重要。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不仅国外有人怀疑，而且国人也有不少人怀疑。可是，在极端民族心态下，中国人怀疑就是反党，就是颠覆；外国人怀疑就是人家有阴谋。一提批判或变革传统文化，就是数典忘宗，就是假洋鬼子，就是动摇民族根基。传统文化、国家制度以及政党政治也就成了探索的禁区。
赫拉克利特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国民的心态也决定着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长期以来，中国屈辱连绵不断，输不起的心态让我们青睐民族主义。在对待别人问题上，要么自高、自大，要么妄自菲薄；要么高喊灭亡人家，要么一让千里。长期的落后给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坐下了民族极端心态。要么整个民族狂妄自负，傲视一切。一有刺激，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今天高叫抵制日货，明天声言教训新加坡，甚者扬言跟美国开战。王洛克说：“我们希望中国强大，我们也应当正视中国落后的现实，不能因为希望她强大而仅仅把她说成强大就能成的，正视落后的现实是要找到落后的原因而努力改变她而不是看着落后的现实而自卑。”
电影《鸦片战争》一段对白，一个小孩，只有打赢了欺负他的同伴，才会不觉屈辱地回想被同伴欺负的过去。一个民族，只有恢复了自己的信心，才会坦然分析被外族奴役的历史。诗人.作家雷抒雁说：“房子倒塌了，可以重盖；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会站起来。可是，这种被历史翻印出的精神屈辱，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那是一种带着伤痕的种子生长出的树。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任人宰割与践踏的中国了。可是，重温这个残酷，让我们子孙后代，单纯和脆弱的心灵，多一份坚强，多一份凝重，如同铁的刀片上，多一层钢，未来，不管历史还会不会重演，希望他们都能有一种心理准备。这样，面对突然到来的战争残酷，也许那屈辱才不会重复。”
文化形态决定了国民心态，国民心态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命运。狭隘的、毫无包容的传统专制文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用理性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戊戌变法，维新党人势单力薄，传统文化很快反扑过来。上层变法不能，下层极端情绪高涨。政治家漠视民间情绪，国民对政治家的一切改革漠视。两者相互作用，导致政治扑朔迷离，国家的厄运也就到来了。(翟羽佳) (王开)
心态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行动的指南。面对屈辱，强者奋勇前行，而弱者则暴跳如雷。强者不怕别人指指点点，弱者因为自卑而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心态脆弱的人，一旦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跟自己不合，就会认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一个心态的脆弱民族也如此，一旦老外跟自己有点纠葛，就会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甚至连外国友人的忠告，也被认为是灭亡中国。就象清朝政府一样，外国人来跟中国自由贸易，也被看作没安好心，动摇国本。只有民族心态脆弱的民族，才会把自己关在文明世界之外，排斥先进的社会制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心态脆弱的民族。面对外界刺激，往往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八国联军的侵略让义和团式的民族情绪高涨起来，抗日战争让中国选择了民族主义。从文革到9.11事件，极端民族主义一点即燃。如此民族心态，很难理性地处理国际、国内事务。邓小平私下说：“中国有过太多的屈辱与苦难的历史，所以中国的人民不能允许他们的领导在外交上太过圆滑。那样他们会认为他是在卖国。”
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动辄称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别人的文化是雕虫小技。正是妄自尊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导致中华民族长期盲目排外，自绝于时代潮流。从解放初“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拥护”，到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发展到今天谁批判传统文化，谁就是数典忘宗；谁要重新评价毛泽东，谁就是民族的敌人；谁要说学习西方，谁就是崇洋媚外；谁要说台湾民主，谁就是美国洋奴。看自己，**落后是自己的优点；看别人，民主进步也是罪过。
民族主义根本出发点就是希望国家强大、民族进步，但是好的出发点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盛行，国家强大成了它笼络或者蛊惑人心的幌子和招牌。在中世纪的文化传统下，民族主义很容易异化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必然导致了民族心态的极端膨胀。唯我独尊、敌视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往往从自身价值观出发，自然而然地得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儒家文化将导引世界文明”的荒唐结论。
袁伟时说：“中国人乃至东方各国人，都应该敢于正视自身文化的缺失，正视希伯来、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的优长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成就，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历史有过耀眼的辉煌，未来可能有难以预计的贡献，但当前必须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惜煽动狭隘民族情绪，谁宣扬这些道理，他就把洋奴、买办的帽子往你头上扣，而且还颇有市场。几年前，几个文人鼓吹‘中国可以说不’，居然风靡一时，太可悲了!”
屈辱使人奋进，但是过多的屈辱也会扭曲人的心态。屈辱可以让一个民族走向强大，但也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心态膨胀，失去理智。对待屈辱，韩信卧薪尝胆，成了将军；越国十年生聚，消灭了吴国。作为一个屈辱的民族，忍辱负重要比荣辱皆“惊”更为重要。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不仅国外有人怀疑，而且国人也有不少人怀疑。可是，在极端民族心态下，中国人怀疑就是反党，就是颠覆；外国人怀疑就是人家有阴谋。一提批判或变革传统文化，就是数典忘宗，就是假洋鬼子，就是动摇民族根基。传统文化、国家制度以及政党政治也就成了探索的禁区。
赫拉克利特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国民的心态也决定着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长期以来，中国屈辱连绵不断，输不起的心态让我们青睐民族主义。在对待别人问题上，要么自高、自大，要么妄自菲薄；要么高喊灭亡人家，要么一让千里。长期的落后给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坐下了民族极端心态。要么整个民族狂妄自负，傲视一切。一有刺激，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今天高叫抵制日货，明天声言教训新加坡，甚者扬言跟美国开战。王洛克说：“我们希望中国强大，我们也应当正视中国落后的现实，不能因为希望她强大而仅仅把她说成强大就能成的，正视落后的现实是要找到落后的原因而努力改变她而不是看着落后的现实而自卑。”
电影《鸦片战争》一段对白，一个小孩，只有打赢了欺负他的同伴，才会不觉屈辱地回想被同伴欺负的过去。一个民族，只有恢复了自己的信心，才会坦然分析被外族奴役的历史。诗人.作家雷抒雁说：“房子倒塌了，可以重盖；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会站起来。可是，这种被历史翻印出的精神屈辱，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那是一种带着伤痕的种子生长出的树。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任人宰割与践踏的中国了。可是，重温这个残酷，让我们子孙后代，单纯和脆弱的心灵，多一份坚强，多一份凝重，如同铁的刀片上，多一层钢，未来，不管历史还会不会重演，希望他们都能有一种心理准备。这样，面对突然到来的战争残酷，也许那屈辱才不会重复。”
文化形态决定了国民心态，国民心态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命运。狭隘的、毫无包容的传统专制文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用理性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戊戌变法，维新党人势单力薄，传统文化很快反扑过来。上层变法不能，下层极端情绪高涨。政治家漠视民间情绪，国民对政治家的一切改革漠视。两者相互作用，导致政治扑朔迷离，国家的厄运也就到来了。(翟羽佳) (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