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者，轻视天下万物，唯我独尊独贵也；慢者，傲慢天下万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轻慢者，雄视天下，小众人而大自我，不尊不敬不畏，万里江湖任我行，闹出笑话，招损致灾，亦未必自省也。
鄢烈山载于2005年5月17日〈南方都市报〉的〈“口误”事件：最要不得的是傲慢〉，指出这种病垢，使沉思者一身冷汗，同时又耳目一新。杂文应有鲁迅从文化高端剖析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力量，高举人类智慧的鞭子抽打自我灵魂，惜此种凌厉之风为软玉温香和脂粉花红淹没久矣。鄢文从清华大学校长代表学校和大陆知识界向宋楚瑜赠送礼物时、该校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在央视〈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将“侉”错念为“瓜”说起，点击人文教育的缺失、不止于知识界的傲慢和盛名之下的轻狂，断言“人必自侮(敬)而后人侮(敬)之。”凭心而论，个体的轻慢虽然要不得，却只是个人修养的缺失，批评批评，改了就好，无须口诛笔伐。而集体的轻慢，乃人文大病，祸及集体，延绵子孙，非理性地清理不可。故不揣浅薄，貂尾狗续也。
轻慢之为病，由来久矣!稍稍梳理百余年历史，已足触目惊心。晚清王朝的慈禧老太，能在列强炮叩国门、马踏京畿的时候，仍像康熙、乾隆时以中央天朝自居，视四方为蛮夷。“五四”运动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能视孔子为死敌，将最能代表中华人文传承的儒家学说当封建主义的脏水泼了出去。1957年反右，不仅能蛮横拒绝现在看来极有价值的政治建议，而且采取引蛇出洞、落井下石、无限上纲等方法，将知识分子一网打尽。1958年大跃进大狂热，能提出“15年超过英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狂热口号，一副“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的踌伫满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把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当权派当作走资派，横扫“四旧”和牛鬼蛇神，政治、经济达到崩溃状态，还以为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一不贯穿唯有现在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集体轻慢，由此而派生历史文明算老几、人类文明算老几、知识分子算老几、无权无势者算老几的盲目乐观。
轻慢并不仅仅出于无知。轻慢必有资本才能持久。个体轻慢，或有知有识，或有权有势，或有名有钱。什么也没有的人也可以轻慢，但寸步难行，一遇强者，立即折服；折而不服，也只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本钱越大，轻慢得越威严，也越能持久。因为没本钱或本钱小的人莫之奈何。皇帝本钱最大，故有“朕即天下”的大言不惭。能够牵制皇帝的，只有掌握了实权的大臣和敢于造反的乱臣贼子。集体轻慢的资本是值得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如五千年文明史，如推翻了三座大山，如地大物搏。从小农经济怀抱里诞生的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刻到来的狂热理想，发酵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人定胜天”等名言，给集体轻慢以华丽外衣。大一统的官本位体制和按照体制生出的等级，给集体中的个体以轻慢本钱，一个处级和尚自然比科级和尚更有理由坚持“嗡啊牛”才是我佛正音，“嗡啊吽”不是。在这种体制下，轻慢多属必然，兢兢业业则属例外。
轻慢不仅缘于个人修养，更缘于集体文化秉性。轻慢者，初入道时，大多也曾发奋学习、谨慎工作，甚至像朱总理一样 “颤颤惊惊，如履薄冰”地待人处事。只是日子久了，官当大了，本钱多了，才生出轻慢来，不能像朱总理一样坚持到底。我认识一位处级父母官(官为民父母，轻慢之根也)，登位后若干年内，每次讲话，无论秘书把讲稿写得如何完美，他多么认同，都要找来资料，重理提纲，把讲稿上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淋漓尽致地表达，还要依据与会者的情绪调节讲话方式和内容，其水平得到下属一致肯定。而他还曾亲述过另一件事，使我察觉他对下属的轻慢。他说有次外出回来，办公室主任和调研科长急切反映某关键产品销售受阻，应立即采取措施。他没有表扬二位的忠心，而是当即吼道：“管你们屁事？只会干着急、帮倒忙!”。不知二位当时感想如何，这无疑在警告下属：“寡人自有主张，尔等何许言语!”多年后，这位领导出席群团换届代表大会，忙乱中把主题报告念了一半，才发现自己今天是来作指示的，淡然一笑，找出署有自己名字的讲稿重新开讲。这样一位好干部，高位处久，亦生病垢，发人深思。
难以忍受的是长期以来对民的集体轻慢。中国人文中民的位置，最高就是载舟覆舟之水的论断，并且还是臣子魏征说的。从来没有民权如天、民为父母的说法，只有皇权天授。在这种封建宗法思想下，民权当然薄如纸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成为历代朝廷的庭训再自然不过。解放以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当然今非昔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无可争议。不过在实践中，改造人民，教育人民，不惜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上山下乡来改造思想，以至 “文革大革命”不仅触及皮肉而且要触及灵魂，也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似乎人人有原罪，所谓小农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没落地主阶级思想的烙印，印遍人民的各个阶层，那就非得接受改造，而且改造的方式是“灌输”是从上而下地动员和发动，层层过关人人过关，而不是自我学习和提高。这使我想起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除被当作愚民政策加以批判(即老先生认为可使其顺从当局，不可使其了解更多)以外，是不是还可以理解两种绝然相反的告戒：一是“民可(认可)，使由(让其照办)之；民不可(不认可)，使知(使其了解应该认可)之”，最终要达到灌输的目的；二是根本不要灌输，民可由着它，不可企图把当局的意图灌输给它。我实在愿意歪解经典，说明总地讲当局应该顺从老百姓，而不是老百姓顺从当局，以至意见都不能提。议论国是，本来是老百姓的权力，而且也是政治智慧的来源。可是，在引蛇出洞、骤然反击、舆论一律、不容置辩的反右中，百万右派的权力被剥夺了；在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一夜之间被打倒的文革中，何人敢说必须履行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程序；当警察中的败类割断疑犯舌头、把大学生活活打死、酒后开枪击毙路边的大嫂时，当自称父母官的乡党委书记要会场群众给自己下跪时，人民的权力和尊严哪里去了？它像一片撕得粉碎的遮羞布，留下筋筋绊绊，在共和国的树枝上哭泣!当然，这只是些极端的例子，更为司空见惯的是：政府比老百姓更懂得市场经济，不厌其烦地带领他们搞经济运动，毁林开荒，围海造田，今年种蓖麻，明年种萘李，后年种黄姜，垒万元户，报水数字，一路不停地浮夸再浮夸，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付学费。因为他们认定老百姓不懂市场经济，必须由政府替他们玩。
有过一则笑话，说一个人丢了东西，怀疑身边熟人，怎么看他都像贼，走路、吃饭、说话一举一动都像，后来东西找到了，再看这个人，怎么都不像贼，走路、吃饭、说话一举一动都不像。好在丢东西的人不是警察中的败类，否则早对人家严刑逼供了。疑罪从有多年是我们办案的原则，对言论或思想上的防范，更是如此。严密布控，严格审查，针对不只是真正对政府不满的人，而是一切可能发出的异声。并且颇有丢城连坐的味道，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否则，拿帽子来见我，遗憾的是在法制社会里，不能直接说拿首级来见我。如果真有那么多异声，那么多搅乱社会主义天下的敌人，真需要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老百姓会举双手赞成，组成钢铁长城，砸烂反革命分子的狗头。不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哪有那么多敌对势力？所谓异声，大部分是为了社会更和谐人生更美好，或是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对世界潮流和人类共同经验对中华民族振兴的一往情深，于党于国并无不利。但在“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轻慢者眼中，无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继而要“疑罪从有”。
骨子里的病症是文化轻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雄视古今，如果是建立在通晓古今、洞悉潮流、吃透国情之后，幸莫大焉。文化重构是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但“五四”以来对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道佛的批判，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对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原因和民众心理的分析、判断，对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特异功能的批判，无不轻灵地沿袭着文革批判的轨道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以为有了革命立场与热情，就可以把对方批倒批臭。轻慢者不敬天不畏地，当然不会把对手放在眼里。殊不知懂得尊重对手，才能战胜对手，更何况是文化较量呢。文化较量不是谁战胜谁、谁吃掉谁，而是两只豹子的交配，谁更雄强，更懂得对方的长处，后代才会集合更多优点。我们却总认为对手都不堪一击，既缺少博大的胸怀和审慎的态度，也没有定力和耐心做好资源整理、文化融合这类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必举〈中国知识腐败档案〉里那些例子了，我最近读了五六部绝对不全是盗版的书，没有一本不被我发现明显的错字漏字，数量之多，超出规定标准若干倍，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晚学盲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往事并不如烟〉也不能幸免。中国的出版业真的如此堕落了，除了商潮冲击下的浮躁和轻慢，又能作何解释？——只知道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危言耸听地高呼“狼来了”，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部分学者曾积极讨论的 “入世”后文化入侵问题。且不论外来文化是否都是糟粕，规矩你认了，资本与技术你要了，市场开放了，融入在资本与技术实力中的文化你拒绝得了吗？同样，在对待国学上，即便不少世界大师级的专家学者认为，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世纪，东方文化有更多表现机会。而我们自己要么认为国粹第一，西方文化算老几；要么认为老祖宗的破玩意儿不值钱，不可能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化提供资源，唯一希望是西化。脑筋深陷在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资本主义、要么东方要么西方的泥潭里，难以在人类智慧层面上审视世界，对当下的世界事务和内部事务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
与轻慢相伴的是斗争哲学和软骨病。斗争没有什么不好。当斗则斗，不当斗则不斗，发乎道义，中乎法礼，止乎情理，斗智而不斗蛮力，可也。轻慢之斗，色厉内荏，落于蛮力。权大力大，胜而不武；权小力小，自取其辱，转而成软骨病。对弱者轻慢，对强者弱骨；对民轻慢，对官软骨；对下轻慢，对上软骨；顺境轻慢，逆境软骨，是多么司空见惯啊!
深藏在个体病垢背后的群体病垢，没有理性层面足够的自省和清理，反因体制行政化、如海商潮的诱惑，进入了一贯被轻慢着的知识群体。本该最不轻慢的群体也渐渐轻慢起来，令人痛心。“养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要转化为力量，个人要个好价钱，都必须向体制靠近。从权力分配中得其一羹后，慎独则使知识发挥力量，轻慢则更有本钱。体制弊端，人文意识，利益格局，个人秉性，交互作用，事出有因，因又为果，果又为因，造就知识群体难以逃脱的命运。清华大学、顾校长、刘教授因一个特殊的机会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事先不会想到，事后也未必不觉惘然。群体病垢让他们的难堪，叫人惋惜。然而，反思偶然背后的必然，是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拖着一条轻慢的尾巴，进入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化，是难堪的，更是滑稽的。(元辰) (王开)
鄢烈山载于2005年5月17日〈南方都市报〉的〈“口误”事件：最要不得的是傲慢〉，指出这种病垢，使沉思者一身冷汗，同时又耳目一新。杂文应有鲁迅从文化高端剖析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力量，高举人类智慧的鞭子抽打自我灵魂，惜此种凌厉之风为软玉温香和脂粉花红淹没久矣。鄢文从清华大学校长代表学校和大陆知识界向宋楚瑜赠送礼物时、该校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在央视〈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将“侉”错念为“瓜”说起，点击人文教育的缺失、不止于知识界的傲慢和盛名之下的轻狂，断言“人必自侮(敬)而后人侮(敬)之。”凭心而论，个体的轻慢虽然要不得，却只是个人修养的缺失，批评批评，改了就好，无须口诛笔伐。而集体的轻慢，乃人文大病，祸及集体，延绵子孙，非理性地清理不可。故不揣浅薄，貂尾狗续也。
轻慢之为病，由来久矣!稍稍梳理百余年历史，已足触目惊心。晚清王朝的慈禧老太，能在列强炮叩国门、马踏京畿的时候，仍像康熙、乾隆时以中央天朝自居，视四方为蛮夷。“五四”运动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能视孔子为死敌，将最能代表中华人文传承的儒家学说当封建主义的脏水泼了出去。1957年反右，不仅能蛮横拒绝现在看来极有价值的政治建议，而且采取引蛇出洞、落井下石、无限上纲等方法，将知识分子一网打尽。1958年大跃进大狂热，能提出“15年超过英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狂热口号，一副“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的踌伫满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把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当权派当作走资派，横扫“四旧”和牛鬼蛇神，政治、经济达到崩溃状态，还以为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一不贯穿唯有现在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集体轻慢，由此而派生历史文明算老几、人类文明算老几、知识分子算老几、无权无势者算老几的盲目乐观。
轻慢并不仅仅出于无知。轻慢必有资本才能持久。个体轻慢，或有知有识，或有权有势，或有名有钱。什么也没有的人也可以轻慢，但寸步难行，一遇强者，立即折服；折而不服，也只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本钱越大，轻慢得越威严，也越能持久。因为没本钱或本钱小的人莫之奈何。皇帝本钱最大，故有“朕即天下”的大言不惭。能够牵制皇帝的，只有掌握了实权的大臣和敢于造反的乱臣贼子。集体轻慢的资本是值得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如五千年文明史，如推翻了三座大山，如地大物搏。从小农经济怀抱里诞生的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刻到来的狂热理想，发酵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人定胜天”等名言，给集体轻慢以华丽外衣。大一统的官本位体制和按照体制生出的等级，给集体中的个体以轻慢本钱，一个处级和尚自然比科级和尚更有理由坚持“嗡啊牛”才是我佛正音，“嗡啊吽”不是。在这种体制下，轻慢多属必然，兢兢业业则属例外。
轻慢不仅缘于个人修养，更缘于集体文化秉性。轻慢者，初入道时，大多也曾发奋学习、谨慎工作，甚至像朱总理一样 “颤颤惊惊，如履薄冰”地待人处事。只是日子久了，官当大了，本钱多了，才生出轻慢来，不能像朱总理一样坚持到底。我认识一位处级父母官(官为民父母，轻慢之根也)，登位后若干年内，每次讲话，无论秘书把讲稿写得如何完美，他多么认同，都要找来资料，重理提纲，把讲稿上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淋漓尽致地表达，还要依据与会者的情绪调节讲话方式和内容，其水平得到下属一致肯定。而他还曾亲述过另一件事，使我察觉他对下属的轻慢。他说有次外出回来，办公室主任和调研科长急切反映某关键产品销售受阻，应立即采取措施。他没有表扬二位的忠心，而是当即吼道：“管你们屁事？只会干着急、帮倒忙!”。不知二位当时感想如何，这无疑在警告下属：“寡人自有主张，尔等何许言语!”多年后，这位领导出席群团换届代表大会，忙乱中把主题报告念了一半，才发现自己今天是来作指示的，淡然一笑，找出署有自己名字的讲稿重新开讲。这样一位好干部，高位处久，亦生病垢，发人深思。
难以忍受的是长期以来对民的集体轻慢。中国人文中民的位置，最高就是载舟覆舟之水的论断，并且还是臣子魏征说的。从来没有民权如天、民为父母的说法，只有皇权天授。在这种封建宗法思想下，民权当然薄如纸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成为历代朝廷的庭训再自然不过。解放以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当然今非昔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无可争议。不过在实践中，改造人民，教育人民，不惜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上山下乡来改造思想，以至 “文革大革命”不仅触及皮肉而且要触及灵魂，也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似乎人人有原罪，所谓小农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没落地主阶级思想的烙印，印遍人民的各个阶层，那就非得接受改造，而且改造的方式是“灌输”是从上而下地动员和发动，层层过关人人过关，而不是自我学习和提高。这使我想起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除被当作愚民政策加以批判(即老先生认为可使其顺从当局，不可使其了解更多)以外，是不是还可以理解两种绝然相反的告戒：一是“民可(认可)，使由(让其照办)之；民不可(不认可)，使知(使其了解应该认可)之”，最终要达到灌输的目的；二是根本不要灌输，民可由着它，不可企图把当局的意图灌输给它。我实在愿意歪解经典，说明总地讲当局应该顺从老百姓，而不是老百姓顺从当局，以至意见都不能提。议论国是，本来是老百姓的权力，而且也是政治智慧的来源。可是，在引蛇出洞、骤然反击、舆论一律、不容置辩的反右中，百万右派的权力被剥夺了；在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一夜之间被打倒的文革中，何人敢说必须履行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程序；当警察中的败类割断疑犯舌头、把大学生活活打死、酒后开枪击毙路边的大嫂时，当自称父母官的乡党委书记要会场群众给自己下跪时，人民的权力和尊严哪里去了？它像一片撕得粉碎的遮羞布，留下筋筋绊绊，在共和国的树枝上哭泣!当然，这只是些极端的例子，更为司空见惯的是：政府比老百姓更懂得市场经济，不厌其烦地带领他们搞经济运动，毁林开荒，围海造田，今年种蓖麻，明年种萘李，后年种黄姜，垒万元户，报水数字，一路不停地浮夸再浮夸，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付学费。因为他们认定老百姓不懂市场经济，必须由政府替他们玩。
有过一则笑话，说一个人丢了东西，怀疑身边熟人，怎么看他都像贼，走路、吃饭、说话一举一动都像，后来东西找到了，再看这个人，怎么都不像贼，走路、吃饭、说话一举一动都不像。好在丢东西的人不是警察中的败类，否则早对人家严刑逼供了。疑罪从有多年是我们办案的原则，对言论或思想上的防范，更是如此。严密布控，严格审查，针对不只是真正对政府不满的人，而是一切可能发出的异声。并且颇有丢城连坐的味道，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否则，拿帽子来见我，遗憾的是在法制社会里，不能直接说拿首级来见我。如果真有那么多异声，那么多搅乱社会主义天下的敌人，真需要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老百姓会举双手赞成，组成钢铁长城，砸烂反革命分子的狗头。不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哪有那么多敌对势力？所谓异声，大部分是为了社会更和谐人生更美好，或是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对世界潮流和人类共同经验对中华民族振兴的一往情深，于党于国并无不利。但在“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轻慢者眼中，无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继而要“疑罪从有”。
骨子里的病症是文化轻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雄视古今，如果是建立在通晓古今、洞悉潮流、吃透国情之后，幸莫大焉。文化重构是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但“五四”以来对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道佛的批判，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对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原因和民众心理的分析、判断，对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特异功能的批判，无不轻灵地沿袭着文革批判的轨道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以为有了革命立场与热情，就可以把对方批倒批臭。轻慢者不敬天不畏地，当然不会把对手放在眼里。殊不知懂得尊重对手，才能战胜对手，更何况是文化较量呢。文化较量不是谁战胜谁、谁吃掉谁，而是两只豹子的交配，谁更雄强，更懂得对方的长处，后代才会集合更多优点。我们却总认为对手都不堪一击，既缺少博大的胸怀和审慎的态度，也没有定力和耐心做好资源整理、文化融合这类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必举〈中国知识腐败档案〉里那些例子了，我最近读了五六部绝对不全是盗版的书，没有一本不被我发现明显的错字漏字，数量之多，超出规定标准若干倍，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晚学盲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往事并不如烟〉也不能幸免。中国的出版业真的如此堕落了，除了商潮冲击下的浮躁和轻慢，又能作何解释？——只知道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危言耸听地高呼“狼来了”，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部分学者曾积极讨论的 “入世”后文化入侵问题。且不论外来文化是否都是糟粕，规矩你认了，资本与技术你要了，市场开放了，融入在资本与技术实力中的文化你拒绝得了吗？同样，在对待国学上，即便不少世界大师级的专家学者认为，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世纪，东方文化有更多表现机会。而我们自己要么认为国粹第一，西方文化算老几；要么认为老祖宗的破玩意儿不值钱，不可能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化提供资源，唯一希望是西化。脑筋深陷在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资本主义、要么东方要么西方的泥潭里，难以在人类智慧层面上审视世界，对当下的世界事务和内部事务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
与轻慢相伴的是斗争哲学和软骨病。斗争没有什么不好。当斗则斗，不当斗则不斗，发乎道义，中乎法礼，止乎情理，斗智而不斗蛮力，可也。轻慢之斗，色厉内荏，落于蛮力。权大力大，胜而不武；权小力小，自取其辱，转而成软骨病。对弱者轻慢，对强者弱骨；对民轻慢，对官软骨；对下轻慢，对上软骨；顺境轻慢，逆境软骨，是多么司空见惯啊!
深藏在个体病垢背后的群体病垢，没有理性层面足够的自省和清理，反因体制行政化、如海商潮的诱惑，进入了一贯被轻慢着的知识群体。本该最不轻慢的群体也渐渐轻慢起来，令人痛心。“养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要转化为力量，个人要个好价钱，都必须向体制靠近。从权力分配中得其一羹后，慎独则使知识发挥力量，轻慢则更有本钱。体制弊端，人文意识，利益格局，个人秉性，交互作用，事出有因，因又为果，果又为因，造就知识群体难以逃脱的命运。清华大学、顾校长、刘教授因一个特殊的机会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事先不会想到，事后也未必不觉惘然。群体病垢让他们的难堪，叫人惋惜。然而，反思偶然背后的必然，是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拖着一条轻慢的尾巴，进入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化，是难堪的，更是滑稽的。(元辰) (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