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100md.com
2004年12月31日
在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际，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这个古老文明似乎再度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一个谜。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里，中国的下一种国际形象究竟是什么？这与中国自己苦心经营的形象，有着多大距离？ “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了最近以来外界议论中国时常用的一个关键词。
如果说中国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形象可以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那么,今天,龙的国度似乎再度令外界看不太懂；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颠覆”──他们首次冲入了第一集团。媒体称,中国人究竟将怎样改变世界秩序?
“和平发展”正在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流行词。西方人兴趣盎然，却各有解释。是“伟大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还是“一个更具威胁的中国”?
是“新威胁”，还是稳定力量
更多人关注的一种“不确定性”，还不是中国经济本身，而是经济奇迹究竟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具有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怕，没有谁能够阻挡，世界在推测，中国自己是否能约束自己，是否会恢复中华帝国，或者更大的帝国，又或者是能改变其他国家的什么?”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说。
早在1996年前后，美国《外交》、英国《金融时报》、法国《费加罗报》、日本《朝日新闻》就曾发表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用武力谋求霸主地位，由是形成了“中国威胁论”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黄仁伟指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要通过战争手段统治世界的言论，在西方已没有多少市场。如今，是另一种层面的“中国威胁论”。
相较于过去较多强调意识形态和军事，如今，是不知道中国经济究竟会成长到多么巨大，以及它将如何改变世界经济秩序。法国评论家埃梅罗吉说，真正感到“有点实际威胁”的是，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整体经济规模扩大，国际市场越来越感到中国参与竞争的压力。
更多的人则怀疑，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以后会怎样，中国能否保持安定，会走往什么方向。“这种对于中国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导致的‘威胁论’，在西方比较强势。不过，仍有很多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力量。”黄仁伟说。
说“不”的中国,抑或说“是”的中国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影响仍存。中西方由此发生激烈言词交锋。“妖魔化中国”一词也不胫而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认为，当时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在1989年之后制裁中国。1995年台海事件后中美关系也面临许多问题。
情形如今已有变化。专家指出,“9?11”后,美国一方面“顾不上”中国,另一方面在不少场合力求与中国合作。那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更多地说“是”吗?
说“是”，意味着自信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向世界回应自己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有关问题、在朝核危机、在防扩散、在亚太安全问题上，中国都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世贸组织里，则有着更大的牵制作用。
说“是”，也表明中国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对话与合作。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更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中国，也是一个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改革者”的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具有确定性。
然而，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担忧。《纽约时报》2004年8月28日报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警惕。
专家认为，中国实力能否强大到可以说“是”仍然是不确定的，除了经济力量继续上升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在以前，西方谈到中国，张嘴不离人权、民族和宗教，而现在，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封面上的，多了不少“新问题”。
比如，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市场经济导致的中国传统医疗体系的瓦解是一大麻烦，并且，非典、艾滋病的爆发与流行还带来了国际问题。
在西方媒体看来，一方面，中国暴富人群花天酒地;另一方面，穷人连病也看不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尖锐社会矛盾，包括腐败、失业、“三农”、国企转制、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精神危机等，无不成为关心中国的人们讨论的重心。
连“未富先老”也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威信将受到挑战，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
那么，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未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攻坚会否影响政治稳定?中国是否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解决目前难题?西方人认为，这都是中国的“不确定”。
“能源黑洞”，还是“好市场”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忧虑早就存在，而去年中国集中爆发的全面能源紧缺，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未来的强烈担忧。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2004年4月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正面临首次能源危机”。他估计，中国的能源贸易赤字到2013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倘若中国经济长期维持8%的增幅，单纯依靠增加产能将无法满足投资激增时期的电力需求。
今年以来，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与日、俄等国发生的一些争执和冲突，焦点正是资源问题。
现在，中国正消耗着全世界1/3的煤，30%的铁和铝，40%的水泥……而中国产出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世界忧虑:中国到底是一个好市场还是一个“黑洞”?
出席此次论坛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些学者甚至担心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强烈的能源需求会使它对一些能源产出地发动侵略,譬如西伯利亚。
但是，也有包括一些日本媒体在内的舆论预言，中国将与国外合作，开发新能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找到新出路。
“贫富悬殊”，还是“均贫富”
西方考察未来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不确定性，是农业问题。今年8月底，法国《费加罗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俄罗斯商业咨询报》都报道了中国再次出现谷物短缺、面临“粮食危机”的问题。
但是，西方人的关注焦点已不再仅是“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农村稳定问题更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早些时候报道说: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对农民问题继续置之不理，将发展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农村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将成为令未来中国政府最烦恼的问题，“中国政治背后的主角是老百姓，而他们又是巨大的贫富悬殊中的贫困一方”。毛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
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还会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更关注目前中国的“共同富裕”战略能否有效实施。
“世界垃圾场”，还是“新绿洲”
8月底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报道即是《中国成长中的痛楚》，集中提到了污染问题。报道说:世行认定的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有16个在中国。
在如今的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一个国内问题。因为水和空气是可以流动的，中国的污染肯定会带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同样的危害。
季塔连科说，在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很多种鱼因为排入河中的污水而绝迹了。其他的影响还存在于中国的黄海，污水的排放不仅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还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渔业。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瓦格纳教授说，18世纪中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可能会带来“第二次环境危机”。
外界赞赏中国放弃经济GDP崇拜，但担心的是:绿色GDP会不会造就又一种形象工程，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全人类意义?中国能否按照国际标准来建设生态国家而形成“新绿洲”?
“新生代中国”:爱恨如何平衡
或许，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黄仁伟说，将在未来10年中成为中国中坚的年轻一代，是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世界观的，他们的理念，他们对未来的想法，特别重要。
“西方不可能等到未来到达时再去判断中国，而要看现在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来推测中国未来会怎样。”黄仁伟说。
今年，西方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以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主题的封面文章。《时代》认为，春树、韩寒、满舟、李扬等人是“80年代后”一代的缩影，称他们为“另类”，把他们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
《时代》或许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想到13亿人口的大国有朝一日或将由“春树们”当家，西方人觉得必须重视。
专家们特别指出，要研究中国新一代对于世界持有的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那么，如何调节与平衡这种矛盾的感觉?
在“改进”中走向确定
在采访的专家当中，普遍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最终决定力量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动。
在被要求用一个词汇描述对未来中国形象的看法时,俞新天说:“改进的中国。”他认为,与其他的描述相比，这个定位更具有动态的象征含义，既指中国富有活力，同时也喻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灵活的内政外交姿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便开始坚定不移地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从把“法治”原则载入宪法,到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吸收SA8000合理成分以改善国内劳工条件;从非典时期增加透明度,到积极参与朝核斡旋;从推行民主政治，到提出科学发展观，都被视为中国一步步走向“确定”。
黄仁伟说，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后，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开放、明朗。中国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持续发展。中国一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样一种方针，在最高层那里十分确定。
8月25日至29日，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提醒媒体说，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四个环境，这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政治环境相比，是一个重要的突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作出更清晰的部署。
“中国的未来走向，已然十分确定。以前，西方对中国有着种种悲观预言，结果都破产了。中国将继续用事实来让全世界信服。”他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说中国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形象可以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那么,今天,龙的国度似乎再度令外界看不太懂；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颠覆”──他们首次冲入了第一集团。媒体称,中国人究竟将怎样改变世界秩序?
“和平发展”正在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流行词。西方人兴趣盎然，却各有解释。是“伟大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还是“一个更具威胁的中国”?
是“新威胁”，还是稳定力量
更多人关注的一种“不确定性”，还不是中国经济本身，而是经济奇迹究竟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具有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怕，没有谁能够阻挡，世界在推测，中国自己是否能约束自己，是否会恢复中华帝国，或者更大的帝国，又或者是能改变其他国家的什么?”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说。
早在1996年前后，美国《外交》、英国《金融时报》、法国《费加罗报》、日本《朝日新闻》就曾发表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用武力谋求霸主地位，由是形成了“中国威胁论”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黄仁伟指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要通过战争手段统治世界的言论，在西方已没有多少市场。如今，是另一种层面的“中国威胁论”。
相较于过去较多强调意识形态和军事，如今，是不知道中国经济究竟会成长到多么巨大，以及它将如何改变世界经济秩序。法国评论家埃梅罗吉说，真正感到“有点实际威胁”的是，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整体经济规模扩大，国际市场越来越感到中国参与竞争的压力。
更多的人则怀疑，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以后会怎样，中国能否保持安定，会走往什么方向。“这种对于中国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导致的‘威胁论’，在西方比较强势。不过，仍有很多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力量。”黄仁伟说。
说“不”的中国,抑或说“是”的中国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影响仍存。中西方由此发生激烈言词交锋。“妖魔化中国”一词也不胫而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认为，当时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在1989年之后制裁中国。1995年台海事件后中美关系也面临许多问题。
情形如今已有变化。专家指出,“9?11”后,美国一方面“顾不上”中国,另一方面在不少场合力求与中国合作。那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更多地说“是”吗?
说“是”，意味着自信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向世界回应自己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有关问题、在朝核危机、在防扩散、在亚太安全问题上，中国都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世贸组织里，则有着更大的牵制作用。
说“是”，也表明中国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对话与合作。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更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中国，也是一个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改革者”的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具有确定性。
然而，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担忧。《纽约时报》2004年8月28日报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警惕。
专家认为，中国实力能否强大到可以说“是”仍然是不确定的，除了经济力量继续上升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在以前，西方谈到中国，张嘴不离人权、民族和宗教，而现在，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封面上的，多了不少“新问题”。
比如，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市场经济导致的中国传统医疗体系的瓦解是一大麻烦，并且，非典、艾滋病的爆发与流行还带来了国际问题。
在西方媒体看来，一方面，中国暴富人群花天酒地;另一方面，穷人连病也看不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尖锐社会矛盾，包括腐败、失业、“三农”、国企转制、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精神危机等，无不成为关心中国的人们讨论的重心。
连“未富先老”也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威信将受到挑战，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
那么，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未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攻坚会否影响政治稳定?中国是否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解决目前难题?西方人认为，这都是中国的“不确定”。
“能源黑洞”，还是“好市场”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忧虑早就存在，而去年中国集中爆发的全面能源紧缺，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未来的强烈担忧。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2004年4月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正面临首次能源危机”。他估计，中国的能源贸易赤字到2013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倘若中国经济长期维持8%的增幅，单纯依靠增加产能将无法满足投资激增时期的电力需求。
今年以来，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与日、俄等国发生的一些争执和冲突，焦点正是资源问题。
现在，中国正消耗着全世界1/3的煤，30%的铁和铝，40%的水泥……而中国产出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世界忧虑:中国到底是一个好市场还是一个“黑洞”?
出席此次论坛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些学者甚至担心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强烈的能源需求会使它对一些能源产出地发动侵略,譬如西伯利亚。
但是，也有包括一些日本媒体在内的舆论预言，中国将与国外合作，开发新能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找到新出路。
“贫富悬殊”，还是“均贫富”
西方考察未来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不确定性，是农业问题。今年8月底，法国《费加罗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俄罗斯商业咨询报》都报道了中国再次出现谷物短缺、面临“粮食危机”的问题。
但是，西方人的关注焦点已不再仅是“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农村稳定问题更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早些时候报道说: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对农民问题继续置之不理，将发展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农村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将成为令未来中国政府最烦恼的问题，“中国政治背后的主角是老百姓，而他们又是巨大的贫富悬殊中的贫困一方”。毛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
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还会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更关注目前中国的“共同富裕”战略能否有效实施。
“世界垃圾场”，还是“新绿洲”
8月底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报道即是《中国成长中的痛楚》，集中提到了污染问题。报道说:世行认定的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有16个在中国。
在如今的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一个国内问题。因为水和空气是可以流动的，中国的污染肯定会带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同样的危害。
季塔连科说，在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很多种鱼因为排入河中的污水而绝迹了。其他的影响还存在于中国的黄海，污水的排放不仅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还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渔业。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瓦格纳教授说，18世纪中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可能会带来“第二次环境危机”。
外界赞赏中国放弃经济GDP崇拜，但担心的是:绿色GDP会不会造就又一种形象工程，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全人类意义?中国能否按照国际标准来建设生态国家而形成“新绿洲”?
“新生代中国”:爱恨如何平衡
或许，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黄仁伟说，将在未来10年中成为中国中坚的年轻一代，是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世界观的，他们的理念，他们对未来的想法，特别重要。
“西方不可能等到未来到达时再去判断中国，而要看现在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来推测中国未来会怎样。”黄仁伟说。
今年，西方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以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主题的封面文章。《时代》认为，春树、韩寒、满舟、李扬等人是“80年代后”一代的缩影，称他们为“另类”，把他们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
《时代》或许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想到13亿人口的大国有朝一日或将由“春树们”当家，西方人觉得必须重视。
专家们特别指出，要研究中国新一代对于世界持有的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那么，如何调节与平衡这种矛盾的感觉?
在“改进”中走向确定
在采访的专家当中，普遍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最终决定力量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动。
在被要求用一个词汇描述对未来中国形象的看法时,俞新天说:“改进的中国。”他认为,与其他的描述相比，这个定位更具有动态的象征含义，既指中国富有活力，同时也喻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灵活的内政外交姿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便开始坚定不移地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从把“法治”原则载入宪法,到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吸收SA8000合理成分以改善国内劳工条件;从非典时期增加透明度,到积极参与朝核斡旋;从推行民主政治，到提出科学发展观，都被视为中国一步步走向“确定”。
黄仁伟说，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后，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开放、明朗。中国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持续发展。中国一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样一种方针，在最高层那里十分确定。
8月25日至29日，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提醒媒体说，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四个环境，这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政治环境相比，是一个重要的突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作出更清晰的部署。
“中国的未来走向，已然十分确定。以前，西方对中国有着种种悲观预言，结果都破产了。中国将继续用事实来让全世界信服。”他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