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出再大的事故，发生再恶性的行政违法事件，除了惩处几个直接责任者以外，高层官员承担政治责任的并不多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问责渐成新气象。从罢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到问责密云灯会踩踏、开县井喷、海宁火灾、吉林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直至嘉禾违法拆迁，短短一年零两个月来，罢官浪潮一次次地出人意料，一次次地坚定人们对政治文明进程的信心。
问责风暴过后，那些“下课”的官员均迅速淡出了公众视野。他们当初是怎么“下课”的，现在身在何处，对问责又有什么新的认识，读者可能希望了解。而且，问责仍将继续，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也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张文康 孟学农：因SARS去职之后
文/寿蓓蓓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孟学农都会准时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的一幢砖红色六层小楼上班。与周围的建筑相比，这栋楼的最不寻常之处是有武警站岗。
这是2003年年底才正式挂牌办公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SARS肆虐期间去职的北京市前市长孟学农，“尘封”5个月后，到此就任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官方网站上，孟学农的职务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正部长级”。
“他因为SARS下台非常可惜，”一位在北京市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工作过的官员说，“他才54岁，在部级领导里算年轻的。”
2003年4月20日，孟学农与张文康一道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一天，他提出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此时距他当选市长只有短短3个月。
免职的消息立刻成了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形象为之改观，而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掀起问责风暴的开端，后来仅在SARS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属于国务院临时性机构，级别为正部级，承担工程建设期的行政管理职能，办公室的首任主任是温家宝总理。
孟学农没有印新名片，从前做市长时他是有名片的，用于外事活动。现在他的访客很少，倒是有《大公报》等不少香港媒体申请采访他，但都被一一拒绝。
“我不接受采访，”孟学农说。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申请，他一视同仁地保持谨慎。
孟学农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套间。6月25日，他戴着眼镜坐在办公室里，面容白净，头发乌黑，言语风趣，气定神闲。
他正通过办公桌上的笔记本上网看阜阳奶粉的幕后追踪报道，边拉光标边说：报得还挺详细。记者提到，阜阳一位政府官员刚刚自杀了，他立刻纠正：是福鼎市一个质监局局长。
至于何时能接受记者采访，孟学农面色一沉，“十年以后，”他说，“十年以后我就退休了。”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这句话，他谢绝采访前后说了两遍。
相对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现在的职务无疑沉寂了许多，他的一位旧部说：“那叫什么事儿啊，比原来可差远了。”
反差更大的是张文康。他于2003年10月就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以来，他的办公室总是空着，就连他的秘书也不坐班。
“他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基金会秘书处一位人士说，“张文康在基金会里没有分管工作，有重要活动时邀请他出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社会团体组织中比较特殊，拥有“副部级”级别和事业单位编制，机构领导无论基金会主席胡启立还是副主席张文康，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与孟学农一样，张文康到新的岗位后也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这句话是孟学农作为北京市新任市长，于2003年1月19日在新市长记者见面会上说的，岂料3个月后，他就为不透明负了责任。
对于孟学农本人，这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据他当时的一位下属介绍，刚当市长的孟学农真想干些实事，还给市政府研究室布置了课题，研究如何使政府在决策之前能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同样感到惋惜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他在2002年省部长培训班上讲授依法行政课程时，与孟学农打过交道，对其印象是“谦和”、“朴实”，后来孟学农曾经邀请他到北京市政府做专家咨询。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应松年在孟学农当选北京市市长的那次选举中，投了他一票。“投票的时候，我问了身边的其他代表，说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实事求是，从北京市工商局干上来的。”应松年回忆。
“当时没想到非典会闹那么厉害，国务院实事求是地抓了一下，他说‘倒霉’了，大部分人很为他惋惜。”应松年一连说了两个“实事求是”，似乎互相矛盾。
如果免职方与被免职方都实事求是，为什么还会免职呢？究竟是什么责任，宣布免职的新华社简讯中并没有说明，而疫情扩散的实情却透明起来。
就在二人被免职的当天，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市的非典病例飙升至39例，几乎是5天前公布数字(37例)的10倍。仿佛有一只手调转了指挥棒，疫情信息的公开程度前所未有。
“开始出现问题的医院基本不是北京市的医院，”一位参加过防疫工作的官员例举道，“这些医院听你的吗？连信息都不给北京市报。”
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才把北京地区医院的管辖权统一归口。
第二天，北京SARS病例的数字第一次汇总出来。温家宝总理当天在视察时说，“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天，公布数字；与此同时，宣布张、孟免职。
有人形容，闻讯二人被免职，各省省长“为之一惊”。“那时候真挺大意的，以为SARS是地方病，瞧广州、香港闹得挺凶，抢购食盐、板蓝根都感觉新鲜，有隔岸观火的心态。”这位人士说，“免了两个人，比发任何文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慑作用。都愣了，本来忙着抓GDP、招商引资，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重中之重。”
即使一些报以同情的官员，对一举扭转局势的效果也表示赞许，有人套用古代整顿吏治的用语说，“一家哭好过一路哭。”
九位官员问责一览
人物 “下课”前职务 事件 现况
张文康 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 2003年SARS疫情 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孟学农 京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3年SARS疫情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马富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003年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 “赋闲在家”
总经理兼党组书记 “12·23”井喷特大事故，死亡243人、受灾群众达6万人
张文 密云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2004年2月5日密云灯会踩踏事故， 在家“闭门思过”
死亡37人
刚占标 吉林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4年吉林市中百商厦“2·15” 吉林省重点项目建 失火，死亡54人 设办公室负责人
张仁贵 海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4年浙江海宁“2·15” 辞职后返回嘉兴
特大火灾案，死亡40人 市的住所，赋闲至今
马明业 阜阳市副市长(分管工商工作) 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毒害 “在家看书学习，婴儿事件，因并发症死亡婴儿12人 想要过一段平静日子”
周毅生 阜阳市工商局局长 事件同上 “在家自我检讨和反思”
周余武 嘉禾县县委书记 2003年-2004年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拆迁案 赋闲在家
嘉禾拆迁事件
集体滥用行政权的标本
文/郭国松
对于偏居湘西南一隅的嘉禾县，这是继2000年高考舞弊事件之后第二次“令人瞩目”。
而这一次，因使用非常手段野蛮拆迁，湖南省嘉禾县县委书记周余武、县长李世栋以及他们的多名幕僚被认定集体滥用行政权。
最近一年多来，因各种原因挨板子的各地党政官员，包括引起被拆迁户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地方，均没有被上升到如此高度。
6月4日，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此前由建设部牵头对嘉禾拆迁事件所做的调查结论和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责成有关部门按规定程序撤销周余武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撤销李世栋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并依法撤销其县长职务；给予李水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引咎辞去中共嘉禾县委副书记、嘉禾县副县长职务；给予中共嘉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贤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雷知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嘉禾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职务。
周贤勇兼任珠泉商贸城协调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长，或许正因为一直冲在最前线，他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比其他几个主要领导严重得多。根据有关规定，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官员，其担任的所有党政职务自动撤销。周贤勇在留党察看的一年期间不得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只能作为一般科员使用。在一年期满后，恢复党员权利，方可担任新的职务，但不能超过原来的级别，受限时间为两年。
记者在嘉禾采访时了解到，被处理的5人中，原县委书记周余武和县长李世栋是郴州人，其他三人均是嘉禾本地人，暂时无其他去处。
当记者拨通周贤勇的手机时，他说在住院。“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我不想说什么!”随即挂断了电话。
在郴州市区，记者通过电话向周余武提出，希望听听他对干部问责制的看法。此前，嘉禾县委有关人士说，周余武很健谈，属于“有想法”的人。
然而周余武在电话中说：“我现在老老实实在家看书、学习。”
据了解，周余武、李世栋都是40多岁。周余武此前担任过湖南省永兴县县长等职务，2002年5月调任嘉禾县委书记。嘉禾在拆迁中提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想到，这个极端的标语却留给了周余武等几名官员自己。
郴州市委一位部门领导说，由于处理决定刚下达，对周余武、李世栋等人尚未任命新的职务。而即使被任命，也要低于撤职前的职务级别，且在两年之内会受到提升的限制。
离开嘉禾时，记者在“珠泉商贸城”现场看到，尽管到处都是被拆毁的残垣断壁，但“商贸城”仍在施工。根据国务院调查组的意见，考虑到目前的现实，“商贸城”项目在完善各种手续，责令开发商按标准补足地价后，将继续实施。
不过，县委一位官员感到忧虑——整个项目分为3期，现在仅仅是一期工程，还有30多户未拆迁，也不可能采用以前的极端手段，所以，补偿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补少了，这30多户肯定不会拆；补多了，前面的拆迁户不服，必须带来连锁效应。至于二期、三期项目，“现在谁也不敢想象。”这位官员说。
几乎就在上述处理决定下达的同时，有关部门任命郴州市水利局局长曹建平、郴州市发展划委员会副主任刘慧雄分别担任嘉禾县委书记、副书记，并提名刘慧雄为县长候选人。
虽然新官已经到任，拆迁事件逐渐降温，但此事对嘉禾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特别是当地党政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在嘉禾采访时，记者接触到的嘉禾本地官员大都噤若寒蝉，极力回避。宣传部的一位主要领导说，嘉禾现在成了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标本，成了全国的反面教材。
但愿嘉禾下一次出名不再是前两次的形象。
开县“12·23”井喷特大事故
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归隐”
文/吴晨光
去职时刻
自己政治生命中止的那天，马富才选择了回避。
今年4月14日，北京西城区六铺炕6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大楼前的保安从2人增至10人时，人们开始意识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下午2时，在8层的会议厅内，多位中央有关领导——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人，带来了中石油总经理去职的消息。
当赵洪祝将中央“同意马富才同志引咎辞职”的文件宣布后，现场的数十名中石油机关正局级干部，以及通过闭录电视收看直播的近万名职工，都为马富才惋惜。这位现年57岁、有着34年石油系统工作经验、执掌中石油5年的正部级企业领导，最终成为重庆井喷事故的埋单者。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此消息，这是中国国家电视台首次披露大型企业领导辞职新闻。
这次会议上，中石油原副总经理陈耕成为集团新任一把手。他与马富才搭档多年，对前任的勤勉及贡献倍加赞赏。因为情动于中，陈耕的讲话中断了约一分钟。
消息人士称：在4月8日中央正式同意其引咎辞职前，马富才一直正常工作。人们经常能看到他进出位于机关大楼7层的办公室。“但在4月9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马总。”这位人士说。直至4月14日的会议结束，马富才始终没有露面。
13天后，陈耕飞赴成都，宣布撤销陈应权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职务，副局长胥永杰等30余人也受到处分。
“煎熬”113天
从井喷事故到中央宣布接受马富才的请辞，历时113天。“你能感觉到马总的忧虑，”中石油内部一位人士说，“他的自发骤然增多。”
在媒体披露，当听到开县井喷事故消息时，马富才脸色凝重：“发生大事了!”当天下午，副总经理苏树林被派往事发地。
“马富才没有亲到现场，是他的失误。”一位与他熟识的人士说，“这或许与其经历有关——他30多年的从业经历一帆风顺，缺少对重大事故的处理经验。”另有消息说，在裁员引起的“大庆事件”中，马富才因赶到事发地的时间落在了中央调查组之后而受到责难。
243条生命逝去，6万人被波及——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石化事故，让马富才在今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辞职信言辞恳切，”一位看过报告的人士称，“马富才检讨说，中石油有许多管理上的漏洞，有管理监督不到位的问题，有违章指挥的问题，也有处置突发性及事故灾害应急预案不完备的问题。作为企业的首要领导，他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间，各类传媒尤其是网络舆论的矛头，直指中石油负责人。有分析认为，马的去职与“民声”有关，事实上，更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事发地——四川石油管理局领导。
今年全国“两会”时，重庆政协带来了关于要求中石油须对事故负责正式提案。该市政协副主席尹明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情况。
今年3月14日凌晨，发生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泥石流又让中石油的安全问题再现。事故中，中石油集团下属公司9名中方人员不幸遇难，该事件也引起了中央高层人士的关注。
但在4月之前，中石油的外宣部门一直否认马富才即将离开的传闻，中央将对其“记大过”的消息也在业界流传。
4月14日的决定终于让此事尘埃落定。温家宝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接受马富才的请辞。
“3个多月的反复斟酌，是因为中央必须考虑到事故的性质、责任及中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一位业内人士说，“在对马富才的继任者做充分考察前，不宜贸然换将。”
2003年，中石油集团中仅股份公司就实现纯利696.14亿元。今年1月中旬，井喷事故却令中石油股价连续下挫，当时的中石油及中国的石油工业最需要稳定。而在两个月后，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基本就中石油的人事过渡方案做出了具体安排。此时，中石油各项工作也已进入正轨。3月底发布的上市公司年报，中石油纯利较去年上升48.4%。
随着调查的进行，井喷事故的原因也逐渐清晰。安全方面的专家指出，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属于高危行业，应当有能力预见到作业过程可能诱发井喷并造成有毒气体硫化氢的外泄，也应当有能力采取防范措施并对事故加以有效控制，还应当制订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设置救援机构和队伍。但是，在此次事故中，中石油的相关预案却并未落实到位。
因此，国务院的最终处理意见是，“马富才作为中石油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是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在第一时间接到中央决议后，马富才表示完全接受，“同意我引咎辞职，体现了组织上对我的爱护。”而当中央领导问其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时，他希望能从事石油技术方面的工作。
低调而来 低调而去
在辞去行政职务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已批准马富才辞去集团党组书记之职。与一些退休的中石油前任老总不同，马富才未在行业协会里任职。“他现在的状态是赋闲在家。”何京——马富才的秘书、集团秘书处处长——对本报记者称。
在中石油任职时，几乎没有记者对马富才进行过采访，尽管他执掌的集团公司已列入“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今天，他的引退依然十分低调，称不希望任何媒体打扰。
“这种引退生活应该是比较清淡的。”与马富才熟识的一位人士说，“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一双子女现在国外。但这个把一生献给石油事业的人，能否安逸于‘采菊东篱下’的状态，现在还是个问号。”
但马富才的一位朋友透露的消息与何京相反。“目前，马富才的身份依然是中石油的职工，他在集团仍保留原待遇。”他说，“辞职后，马富才开始对中石油全国各地的管线进行考察，目前他正在考察四川忠县一武汉石油输送线。”
马富才卸任后也曾来到井喷事故发生地——重庆开县境内川东北气矿。在这里，有人感受到了他的复杂心情。
两年前，马富才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身份，当选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他目前惟一的政治身份。
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果没有井喷事故，马富才的未来可能如中海油总裁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一样瞩目。2002年底，李毅中调任国资委副主任；2003年10月，卫留成调任海南省代省长。
山东省政府一位官员称：2003年，马富才将赴山东出任要职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这位敬业的总经理要求在一个工作年度——2004年春节之后——易职。但最终被井喷事故中止。
“马富才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他虽然在政治上承担责任，但是在行政上并未受处分，而行政上的处分对于未来升迁最有影响。他现在对事件有所交代，于政治形象未必是伤害。”
而对于马富才的接任者来说，井喷事故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安全与企业利润的关系。
对于此次石油史上的重大悲剧，国务院事故调查专家组的专家鉴定报告表明：2003年12月21日下钻的钻具组合中，有关人员去掉回压阀，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资金的考虑。”一位专家说，“同样，许多写在纸上的安全措施未能落实，同样是为节省成本。”
5月19日，中石油股份公司召开机关及在京单位干部大会，新任董事长陈耕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良好、相谐的发展环境。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和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
辞职市长低调任新职
文/徐彬
办公室的门终于开了，刚占标最后一个走出来。个头不高，身材有些发福，头发依旧稀疏而整齐。与出现在吉林大火照片中的他比起来，似乎要白净一些。
“我还有事要办。”他冲记者打了一个手势，便飞快地跑下楼梯。在吉林省政府大楼门口，一辆车牌号为“吉B56896”的崭新的丰田越野车已经打着了火在恭候。刚占标拉开车门坐了上去，丰田车疾速驶出了省政府大院。
这是6月28日中午临近午餐的时间。整整一个上午，刚占标都未走出办公室的门。这个组建才一个多月，只有7人编制的新部门设在省政府大楼三层，对外的牌子是“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目前挂靠在省政府办公厅，内部的工作人员都管它叫做“大项目办”，负责全省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协调。
刚占标的新职务是这个“大项目办”的负责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省里已小范围传达了任命刚占标为“大项目办”主任的通知，级别与原来相同，还是正厅级，但正式的文件尚未下发。
这使得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吉林市原市长的新去向。“我们只知道他回省里了，具体做什么，电话是多少，我们一无所知。”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张育新说。由于不是副省级干部，他的行程、手机号码，办公厅也没掌握。记者拨打省政府秘书处的电话，他们甚至不知道“大项目办”就在楼上。
“我是今年五一期间给他收拾的办公室，5月8日他就来上班了。”一位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服务员说。巧合的是，在2001年1月担任吉林市长之前，刚占标曾任省经贸委主任，其所在的办公室也在同一楼层，与现在的办公室只隔着一个楼梯口。
今年2月15日发生在吉林市中百商厦一场大火，无情地夺去了54条鲜活的生命。两天后，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公开道歉：“我作为省长，作为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深感内疚和自责，对不起全省人民和死伤的群众。”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4月17日，刚占标引咎辞去市长职务，他同时还辞去了吉林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成为继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之后，在短短几天内“主动辞职”的第三位官员。在百姓眼里，他在一夜之间被“一撸到底”。
但很显然，刚占标的辞职与履新时间相隔极短。一位知情人说，他有能力，而且年轻(49岁)，有关方面的意思是“要妥善安排好他的去向”。
突然打断的市长之路
6月23日晚，吉林市，大雨骤停。这是我国惟一与省名重名的城市，流淌的松花江贯穿其中。市政府所在的临江大道，堤岸齐整，柳枝摇曳，江对岸一排巨大的霓虹灯在江水的倒映下绚丽夺目。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这个景点平时很多人来看，一场雨全不出来了。
这个景点可能是刚占标在吉林市留下的最深的烙印，他想把这个依托松花江而修建的“清水绿带”工程打造成一个为民造福工程，进而实现国际花园城市的构想。预计6期完工的工程刚进行到第二期，他却突然离去。
“他是个干实事的人，眼界也比较宽阔，客观地讲，他的引咎辞职对吉林市的发展是个损失。”吉林市委的一位领导说，“这几年他对吉林市经济结构、工业布局的调整，比较切合实际，大家思想都很开放，城市建设的势头非常好。”
在吉林市上报省委和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对刚占标任职期间的表现主要给予了肯定。这份附在辞职报告之后的评价报告，或许成了刚占标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复出的重要依据之一。
不过，刚占标的“鹰派”个性让许多官员至今仍然发怵。“他要是逮住谁以权牟利还真处分，而且毫不留情面。”一位现任局长说。在他的印象中，刚占标总是不让他们发言，常常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制止了——“你不用说了，我是市长，还不清楚这些事？”
“即使在政协会上也如此，很多委员都有得不到尊重的感受。”这位局长把刚占标划归为“政治上不成熟”的那一类人，缺乏领导艺术。
刚占标甚至当着其他官员的面给走访的百姓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你们有事可以直接找我，指出问题出在哪个部门、哪个人，我来处理他。我谁都不怕，我姓刚。”这种正直的形象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就在6月23日，记者到达吉林市的这天晚上，刚占标刚刚视察完那里的一个炼油大项目，吉林市现任常务副市长房俐向他汇报了有关工作。这是他在辞职后第二次重返吉林市，与以往不同，现在他来吉林市考察被认为是具有“省里的色彩”。
这让一些人有了想法。一位在基层任职的干部说：“这不还是在做官吗？你辞职辞到哪里去了呢？等于是什么也没失去。我也认为他是一位有魄力的官员，但这样的引咎辞职让老百姓有想法。”
刚占标的噩梦
在吉林市解放大路与长春路的交汇路口，五层楼高的中百商厦已被修葺一新，洁白的外墙磁砖盖住了曾经发生的惨剧和逝去的54个鲜活的生命。有消息说，这里8月初将重新开业。
中百商厦副总经理靳玉霄说，改造后的商场增加了消防设施，原先每层楼只有两个消防栓，现在增加到了4个，“东西两个门，每个门一边一个”。楼顶的水箱，也从124立方米增加到了216立方米。
防火的标语随处可见。中百商厦从经理一级到保卫科，制定了8个部门的防火责任制。这些制度的条文镶在一个个镜框里，显眼地摆放在办公室的门口。
“它是情人节第二天烧掉的。”附近居民楼一位开百货铺的老大妈能一口说出起火的准确时间。由于头天是情人节，商场发了很多有时间期限的免费舞票，“免费的谁不跳啊，第二天去了很多人。”
商场起火后，迟迟不能展开营救，很多人开始从窗户往下跳，“先跳的要不摔死，要不被后跳的人压死，没跳的也被烟熏死了，真是惨不忍睹。”
起火时，刚占标正在长春开会，闻讯后立即驱车急速赶回。在高速公路上，手机中不断传来增加的死亡人数，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这场大火对刚占标来说是一场噩梦。着火时，他一下子懵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听火色变。从2月15日开始，一直到2月27日，他每天都是白天检查各场所的安全隐患，晚上还要开一次整改调度会。那段时间，他非常焦虑和憔悴。”一位在刚占标身边工作的秘书说。
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刚占标并没有料到会因此引咎辞职。“他的清水绿带工程现在只做到第二期，手头上还有大量的招商引资项目，这么多事没做完，你说谁会突然中途离开？”这位秘书说。
“这次火灾不是刚占标的个人问题，把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位区委书记说，“他的辞职，给我们各级干部带来的震动非常大，现在我们每一天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
吉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更是直言不讳：“他就是点背，正好赶上‘四个不放过’这个大环境。”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风暴后的那些官员们
文/戴敦峰
6月9日，监察部通报了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9名责任人的处理情况。除了市长刘庆强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外，另有6名官员被开除、撤职或责令辞职。
这是继“王(怀忠)肖(作新)腐败案”后阜阳市最大的一次“官场地震”。
这次“地震”甚至波及到了阜阳市大部分的基层官员：他们每周都有几个下午要参加“警示教育学习”，有时候甚至上午也要参加，并且每个人都要交出不得少于1500字的“思想剖析材料”。
日子最难过的当然莫过于位于“震中”的6名被罢免的官员：副市长马明业、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市工商局副局长杨伟、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
别阜阳
6月9日，周毅生告别了自己工作了两年零六个月的阜阳市工商局，赶回老家合肥。
周毅生离开的这天，很多市工商局的干部到办公楼下与他相别。
这一天刚好是周毅生一手促成的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开班典礼，周毅生没有去。
阜阳市工商系统在“劣质奶粉事件”中被严处的官员为局长周毅生、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伟新等三位身居要职的领导。
这个决定对阜阳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的震动非常大。“很多人情绪上都有些消极。”市工商局的一位干部辩解说：“工商局要管着市场上的十几万种商品，如果哪种商品万一出了问题都要拿工商部门的领导‘开刀’，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周毅生说：“中央对我的处理决定是英明的。我不辞职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压力
今年4月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披露时，有媒体报道，“阜阳市工商局局长正在国外考察”。
“当时是省里组织我们去澳大利亚考察国外的企业登记制度。出国后我们才发现带去的手机充电电器在国外根本用不了，所以手机电池用完后便关机了。”周毅生回忆说，后来一位副局长想办法找到了考察团领队的电话，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一听就急了。”周毅生提前一天结束了考察行程，赶到阜阳的时候已经是25日凌晨3时30分，这时候“家里(工商局)已经很乱了”。
周毅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下属各工商部门发出两封明传电报：一封要求对劣质奶粉事件“不得申辩理由，不许议论”另一封要求各部门“坚守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好”。
而这时国务院调查组已经在短短的3天内两赴阜阳；在外地出差的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第一时间给省政府办公厅发回传真：“要切实搞清原因，究竟源头在哪里？各环节有何责任？受害者损失咋办？”
在此期间，阜阳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行动，从4月29日起，此项行动扩展到所有生活生产资料市场领域。阜阳市及下辖4县3区的大街小巷、村镇集市，四处闪现着查验各种商品的“大盖帽”的身影。
此时，“最大的压力不是工作量大，而是心理上的压力。”周毅生说。
媒体问责
到4月下旬时，几乎阜阳城的每个角落都遍布着为采访劣质奶粉事件而来的记者。记者们向遍布全国各地的媒体发出报道时，有一种声音异常的整齐而洪亮：问责。
包括工商系统在内的很多当地官员都没想到，这次劣质奶粉事件会“拉下来这么多官员”。
“毕竟劣质奶粉的生产源不在阜阳。况且食品卫生质量监管属卫生部门职责，工商局承担的是协管责任。”当地工商部门的一位官员认为。
可是媒体并没有因此放过“问责”工商部门。
“‘杀人奶粉’能够长时间横行市场，工商部门如何能辞其咎？”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说。
周毅生苦笑着解释说，如果工商部门没有做工作，情况恐怕已经不是现在这样了。“去年7月份我们就开始清查市场上的劣质奶粉，并在当地媒体上发布过‘不合格奶粉公示’。”
但同时，“去年夏天的时候防SARS是放在第一位的；紧接着又是抗洪抢险，我们要严查建筑材料；接着是禽流感，我们过年时还在下面督察工作。”周毅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劣质奶粉引起的问题的确“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
另一方面，周毅生认为现在这种市场管理方式像是“九龙治水”——除了工商之外，卫生、质监也都有权力进市场检查、罚款，结果“(市场上)有利益的时候都伸手来抢，出了问题就只剩下我们看场子的工商了!”
5月20日，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采访了阜阳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并在连线对话中直接质问周毅生：“(作为)工商部门主要领导一把手，你想到过要引咎辞职吗？”
周毅生当时的回答是：“我现在想到的不是引咎辞职的问题，因为什么？一个事情出来，你辞职你就能跑掉吗？如果我仅仅因为这个事情出来，我现在马上辞职，拍拍屁股一溜烟，这是负责吗？……”
这是一次让周毅生异常胸闷的采访。
“他们在采访中突然抛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让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们一共采访了我40多分钟，可播出的就这两分钟内容。”
据记者了解，早在4月底，监察部调查小组就曾与周毅生谈话，将周毅生在劣质奶粉事件中的责任定性为“严重失职”。
曾任安徽省工商局监察室主任的周毅生当然非常清楚，“严重失职”的处理结果应该有多重。
那么阜阳市为什么没有一名官员在劣质奶粉事件中主动引咎辞职呢？
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事先并没有人想到会处理得这么重。
对于这个问题，周毅生的解释是：“引咎辞职并不是说就不用受处分了，该处分还是要处分的。既然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就要坚持到站完最后一班岗。”
6月4日周毅生得知正式的处理决定。
6月6日和新任局长完成交班。
6月8日对周毅生的处理决定在市工商局大会上正式宣布。
反思
周毅生自称“带罪之身”，在合肥家里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检讨和反思。而等候组织上的重新安排，他认为“那要一年之后了”。
在阜阳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周毅生最大的感觉是“在这里做一件事比在别的地方要多花上十倍的力气”。这句话他反复强调了几遍。
对他的这句话，当地一位官员的解读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太差”。这位和周毅生打过多次交道的官员认为，周算得上是一个“干事的人”，他在任期间对于阜阳市工商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作出了贡献的。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怀忠和肖作新在阜阳任职期间，大批水平和素质并不高的人员进入了干部队伍，甚至有某部门“一夜进了500人”的夸张说法。
周毅生回忆说，2001年12月他到阜阳市工商局上任的时候，这里“乱得一锅粥”。
在阜阳市工商局任职的第一年，周毅生把精力主要花在了“稳定队伍上”，第二年则开始了工商系统的机构改革。为了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周毅生又促成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成立。
“我的失误在于手段太软，考虑到一些矛盾也不能激化，没有把一些岗位上不适合的人给及早换掉。”结果这成了周毅生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在阜阳奶粉事件中，这些原本可能被掩盖的问题，在国务院调查组的全面调查和媒体的穷追猛打下，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集中爆发：
先是颖泉工商分局周棚工商所两名副所长白启祥、李亭君，因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被阜阳市检察机关刑拘；
接着太和县工商局涉嫌大量伪造奶粉案件查处卷宗(见本报5月27日报道《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打假机关造假疑云》)；
不久之前，新华社记者又在太和县发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被撤职人员仍在上班”，并认为这是“阳奉阴违、哄骗国务院调查组”。
沉默的大多数
面对记者的采访，大部分被撤职官员采取的态度是：沉默和回避。
这次被撤职官员中职务级别最高的是马明业，阜阳市副市长，他受到的处分是“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责令辞职”。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处理决定公布之前的一次市长会议上，马明业表示，相对于189个受害婴儿和12个死亡婴儿，“给什么处分都应该，我随时准备告别。”
马明业要求提前将自己的工作分解给别人，他认为“奶粉事件一分为二地看，对于市政府领导它是一笔财富，敲响了警钟”。
马明业在接到处分决定之后第二天就办完了工作交接。最后一天中午，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在市政府对面的清河宾馆为马明业设宴送行，可饭桌上的气氛极其沉闷，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喝酒，只用了40分钟草草吃完后各自散去。
据说马明业在任的时候，黄昏时分经常和爱人出来散步，但是辞职之后，就很少有人再看到过他出来散步。
马明业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称自己“现在就在家里看书学习，想要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手机和小灵通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周云莲的爱人在电话中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对自己丈夫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云莲还一直在政府，6月24日还有人看到他在政府一楼开会。
记者打通了阜阳市工商副局长杨伟的小灵通，杨伟称正在外地休假，也处理一些私人事情。至于什么时候、下一步如何安排现在还不知道。
阜阳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因涉嫌徇私枉法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对其问题作进一步调查。
另一位被责令辞职的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也自称“在外地休息”。她告诉记者，手上的工作已经移交给局里的一把手，自己的颈椎不好，现在正在休息。对于今后如何安排“暂时还没有计划”。
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
离任的县长和“第38号”受难者
文/寿蓓蓓
6月28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北京市密云县原县长张文，他刚刚出院。
在因“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引咎辞职两个月后，张文感觉身体不适，就去医院住了几天，但没有查出什么毛病。
虽然辞去了职务，因为没有开除公职或降职，所以级别没变，工资没变，他还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前一段时间统一体检的时候，事儿太多，没去。”
“在忙些什么事？”
张文说：“没忙什么。”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什么呢？”记者问。
“也没干什么。”他表示，自己也没有什么爱好。
“没有爱好，又不用工作，岂不是很烦？”张文笑了。他谢绝了记者采访，并对关心他的人再三表示感谢。
记者辗转从他过去的同僚那里打听到，张文家在密云，四五月间刚辞职的时候还在县政府大楼里露面，最近一段时间就不去了，而是搬到位于北京市区的另一处房子。
6月24日，记者来到密云县委县政府大楼，敲遍县领导办公室的门，竟无一人，他们集体开会学习“科学的政绩观”去了。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贾海江对记者说：“县里研究决定，不再就这件事接受媒体采访。”他解释原因是“不想提伤心事”。
由于县委宣传部是密云灯展活动的承办方，他本人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升任宣传部部长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贾海江对处理结果并不意外，“把我开除了都不冤，”他说，“干了那么多年的县长、(副)书记都不干了。死那么多人，总得有人负责。”
据了解，他的领导、兼任宣传部长的密云县委副书记陈晓红被撤职后，也离开密云住在北京。尽管县里流传着张、陈二人分别到哪里就职的消息，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安排新的工作，目前处于在家闲置状态。
从中国官场的传统和现实考量，引咎辞职历来极为罕见。它本应是官员出于良知，对公众承担道义责任“谢罪天下”的举动，是个人的、主动的行为。那么，近来一波又一波引咎辞职的官员是真的引咎辞职吗？辞职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无法从当事人那里寻求答案，记者回顾了围绕张文引咎辞职的一连串时间：
2004年2月5日，密云灯展发生踩踏事故，死亡37人；
两个月后，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北京市对北京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第二天，4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报，张文作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因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引咎辞去县长职务。密云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张文辞职。
从常理判断，如果辞职是个人意愿，提出辞职请求的时机显然应该在事故刚刚发生、处理之后，而不是时隔两个多月后才做出决定。
“应该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一位认识张文的人士说，“是有关部门找他谈话，让他辞的。如果不引咎辞职，就可能责令你辞职，或撤职。引咎辞职还顾及点面子。”
这位在北京市工作的人士推测，重新给张文安排工作起码要过3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一年，“等大家淡忘这事”。他说：“就算他觉得自己委屈，也不可能跟记者说什么，否则再难有出山的机会。”
记者打电话到密云县政府找从前的张县长，政府办的工作人员表示找不到人，给了一个张文的前秘书的办公电话，这几乎成了外人联系张文的惟一途径。
除了不去上班，没了秘书。引咎辞职给张文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还有：没了公车，没了招待费签单权。
由于权力、责任划分不明确，对官员的责任追究是否合理，有不同的见解。国家行政学院吴江教授认为，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却搞行政首长问责制，应该让有权力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应松年教授认为，问责还没有真正地制度化，事故发生后追究到哪一级是不可琢磨的事情，官员无法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就无法从被问责者身上吸取教训。
现在在密云县城，连小学开运动会都要向县政府上报应急预案。在密虹公园开食品铺的赵大爷估计，明年元宵节恐怕不会举办第三届密云灯展了。看摊的王立合指着横跨白河两岸的云虹桥说：出事之后五天这座桥就封了，一直挂着“严禁通行”牌子，还不如让收废铁的收了去。
无论如何，事故带给受难者的影响更为沉痛、持续。2月5日晚上8点，袁成河从死人堆里扒出自己正在上高二的18岁的女儿，孩子挤得没了呼吸，在医院里休克了12个小时。
醒来后她问妈妈：“我这鞋咋回事呢？”她穿的旅游鞋帮上贴着“38号”。医生把她当成第38个死难者(最终确定死亡人数为37人)，没想到能救活。出院后女儿脾气变得暴躁，时常头晕，成绩下降了30多名。他们没有得到县政府赔偿。
国为进不去县委县政府大院，袁成河到镇上想找人给县长写封信，请求解决孩子日后的医疗问题，但没有人敢替他写信。后来他听说县长辞职了。
袁成河说：“对我来说，怎么处罚当官的是次要的，善后工作搞好比啥都强。我家就指望这个女儿有出息，换一个官能解决我的经济损失吗？能解决我这孩子看脑子的医疗费、精神损失吗？”
海宁“2·15”特大火灾
赋闲官员 婉拒采访
文/王小飞
4月下旬，就在中石油、北京密云、吉林市的领导先后引咎辞职之际，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海宁市的官员开始私下传说：市长张仁贵也要“下课”。在此之前，海宁发生了“2·15”特大火灾事故，造成40人死亡。
4月29日，浙江省委、委政府宣布：同意张仁贵引咎辞职，辞去海宁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海宁市市长职务。同时被处分的还有海宁市委书记冯水华，他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火灾发生地的黄湾镇、五丰村等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
辞职后的张仁贵返回位于嘉兴市的住所，赋闲至今。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海宁市的百姓很愿意就张仁贵的“引咎辞职”发表看法，但大多数官员却讳莫如深。
至于张仁贵本人，据媒体报道，辞职后的他“心情不好”。6月26日晚，记者拨通了张仁贵的手机。
“你好，是张市长吗？”
“你是谁？”
“我是南方周末记者，想采访您关于……”
“你打错了!”
电话被挂断。
第二天，记者再次致电张仁贵。他的情绪有所缓和，说：“采访就算了吧，很抱歉。”
据悉，张仁贵6月25日去了杭州。至28日，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仍在外地”。
据海宁市袁花镇的一位机关干部透露，张仁贵有可能出任嘉兴市一个部门的领导。
至于被处分的海宁市黄湾镇党委书记宋新华和黄湾镇长许林海，目前仍在海宁市的居所赋闲，“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安排”；宋新华经常晨跑，“看上去很悠闲的样子。”
“问责风暴”背后的制度四问
文/郭光东
自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以来，短短一年零两个月，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地的一大批实权官员，先后又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舆论惊呼：“问责风暴”正在中国政坛掀起。
在激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和问责力度之余，人们也意识到，欲使问责“风暴”得以延续，制度建构将是不二法门。
由此，以下四题就值得深思。
一、问什么事的责？
综观一年来备受关注的几起问责事件，开县井喷、密云踩踏、吉林大火、海宁火灾等，均属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对此厉行问责，当然是相关官员“咎由自取”。但是，有心人不免要问，是不是一年来所有重大安全事故都被问责了呢？多次发生的煤矿坍塌、爆炸伤亡事故以及沉船事故，也不见有官员为此去职的报道。
除安全事故外，一年来被问责的还有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嘉禾拆迁事件。但从近日嘉禾原县委书记周余武的反思报道看，他们违法拆迁的“经验”竟然是外出考察学来的，而考察地的县委书记不但没被告倒，还得到了升迁。
阜阳奶粉事件则属于行政不作为。不过，导致国家彩票业、公证业信誉大损甚至严重影响政府形象的陕西体彩造假丑闻，是不是也存在高官失察责任呢？
仔细想来，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似乎取决于事故或事件是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正部级的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中石油集团老总被问责，这无疑是中央的权限，而派往密云、吉林、海宁、嘉禾、阜阳的调查组，又几乎都有国务院部委的身影，有的处分决定甚至直接上了国务院的会议。可以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事故或事件的高度重视，才强力促成了“问责风暴”的生成。
由此可见，及早建立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方可使地方国家机关也能领会温总理打造“责任政府”的深意，进而在各地都达致“有责必问”。
二、问哪个官员的责？
首先，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党章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委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看来，如果集体的决定正确，只是某个委员执行错误，就可单问该委员的责。可是，如果集体的决定本身就是错的，那究竟是问整个集体的责呢，还是只问“班长”的责？如问集体的责，又该怎么个问法呢？至于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说，各级政府乃至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副职负不负责，怎么负责，宪法和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虽然行政副职也会根据内部分工有一定权责，但这个责任又该担到什么程度呢？
其次，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该问谁的责。一个地方出了该问责的事，到底是问到哪一级？历数一年来“问责风暴”中被处理的官员，党组织负责人的有之，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亦有之；正职的有之，副职的亦有之；只问一级的有之，连问两级甚至三级的亦有之。其中，“下课”的官员又以担任行政职务者居多。
责任人不清，问责的效果难免就打折扣。被问责官员甚至局外人就会以为只是“背运”。更令人担忧的是，问责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留下某些官员为避问责而“跑官”的隐患，甚至不排除个别人欲借问责打击异己的可能。
平心而论，在国家公务员法尚未引入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的区分之前，在党规党纪也未细致厘清集体与个人的权责之前，明确党政之间、正副职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不过，就法理而论，免职意在对外承担政治责任，内部分工当可不论，所以“下课”官员应以正职为宜。
三、由谁来问责？
根据越权无效的制度原理，问责机关须有相应的处分权限。虽说对官员问责的主体最终是人民，但具体到每一个官员的问责上，又必须条分缕析，各安其分，即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的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
应该说，一年来的绝大多数问责决定都是合乎法纪的。不过，由于涉及官员种类参差，问责又追求迅速，有时难免所虑不周，特别是在对政府高官的免职问题上。
试举一例。安徽省委、省政府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监察部的建议，在给予阜阳市副市长马明业、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同时，还一律责令辞职。这里似乎忽略了：依据宪法和法律，副市长是由市人大或其常委会选举、罢免的，市工商局长是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的；二者的任期与本届政府任期相同，除非本人主动提出辞职，人大或其常委会也接受其辞职，他不得终止自己的法定任期。而由政府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不仅不合情理，也于法无据，更重要的是，颠倒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的确，在不实行文官制度的我国，副市长、局长目前都笼统地属于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也规定了撤职为行政处分之一。不过，根据一切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撤职”的行政处分，只能针对政府有权单独选任的公务员，而不适用于人大选任的公务员。否则，就有违宪之嫌，至少是越了人大的权。
联系到近日某市政府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以及某省政府即将制定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其中对行政部门“一把手”辞职的规定，也就均有违宪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引咎辞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问责”的主要形式，更有诸多规章将其赫然收纳其中。不错，丢官对迷恋官位的人肯定是莫大的损失，但从法纪规定的归责程度看，引咎辞职甚至还不如警告严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处分，而只是官员出于道义和责任而做出的一种“自问”的高姿态。那种以权力逼使官员引咎辞职的做法，无疑意味着强迫官员自证其罪。因此，引咎辞职只能作为公务员文化建设的一环，而不能搞成制度建设。
对政府高官而言，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就是罢免和弹劾了。而最师出有名的问责机关，就是有权选任并罢免他们的人大。有论者指出，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177名代表提出罢免副省长杨汇泉的议案并最终获全会表决通过的案例，才是真正的、宪政意义上的问责。
但在时下的“问责风暴”中，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多少有点“大音希声”了。既然宪法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人大有质问、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的权限，而人大又未能善用这些监督手段启动对政府高官的问责，这不能不说是“风暴”中的一个遗憾。
四、以什么程序问责？
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一年来的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除喻其严厉、果敢之外，恐怕还在一个侧面说明，问责在程序设置上尚需完善。
此外，给问责双方充分、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更是程序得以正当的基本根据。而且在程序运行中，应当更多地关注被问责官员的权利，给他们开辟更有效的权力救济渠道，因为，此时的官员已沦为“千夫所指”，从强者衰变为弱者。程序对待他们，决不能以“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他们才会对结局心服口服，才会对制度产生由衷敬畏，也才使他们对依法行政产生清晰的概念。
所以，党组织问责党员时，应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至于人问责政府官员的程序，宪法和法律的现行规定已初具框架。如人大常委会如何成立对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等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案如何提出与审议，被提出罢免的人员如何申辩，等等。待人大监督法出台后，相信问责程序会更为完善、精致。
以上四个问题，一、二关乎问责制的客体，第三关乎问责制的主体，第四则关乎连接主客体的程序。只要制度制定者能从每一侧面展示问责制的细节之美，问责就能尽快摆脱既有管理模式的惯性，由权力型过渡到制度型，进而在中国政坛培育出新型的问责文化，甚至使其本身化为政治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
问责风暴过后，那些“下课”的官员均迅速淡出了公众视野。他们当初是怎么“下课”的，现在身在何处，对问责又有什么新的认识，读者可能希望了解。而且，问责仍将继续，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也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张文康 孟学农：因SARS去职之后
文/寿蓓蓓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孟学农都会准时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的一幢砖红色六层小楼上班。与周围的建筑相比，这栋楼的最不寻常之处是有武警站岗。
这是2003年年底才正式挂牌办公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SARS肆虐期间去职的北京市前市长孟学农，“尘封”5个月后，到此就任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官方网站上，孟学农的职务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正部长级”。
“他因为SARS下台非常可惜，”一位在北京市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工作过的官员说，“他才54岁，在部级领导里算年轻的。”
2003年4月20日，孟学农与张文康一道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一天，他提出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此时距他当选市长只有短短3个月。
免职的消息立刻成了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形象为之改观，而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掀起问责风暴的开端，后来仅在SARS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属于国务院临时性机构，级别为正部级，承担工程建设期的行政管理职能，办公室的首任主任是温家宝总理。
孟学农没有印新名片，从前做市长时他是有名片的，用于外事活动。现在他的访客很少，倒是有《大公报》等不少香港媒体申请采访他，但都被一一拒绝。
“我不接受采访，”孟学农说。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申请，他一视同仁地保持谨慎。
孟学农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套间。6月25日，他戴着眼镜坐在办公室里，面容白净，头发乌黑，言语风趣，气定神闲。
他正通过办公桌上的笔记本上网看阜阳奶粉的幕后追踪报道，边拉光标边说：报得还挺详细。记者提到，阜阳一位政府官员刚刚自杀了，他立刻纠正：是福鼎市一个质监局局长。
至于何时能接受记者采访，孟学农面色一沉，“十年以后，”他说，“十年以后我就退休了。”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这句话，他谢绝采访前后说了两遍。
相对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现在的职务无疑沉寂了许多，他的一位旧部说：“那叫什么事儿啊，比原来可差远了。”
反差更大的是张文康。他于2003年10月就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以来，他的办公室总是空着，就连他的秘书也不坐班。
“他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基金会秘书处一位人士说，“张文康在基金会里没有分管工作，有重要活动时邀请他出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社会团体组织中比较特殊，拥有“副部级”级别和事业单位编制，机构领导无论基金会主席胡启立还是副主席张文康，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与孟学农一样，张文康到新的岗位后也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这句话是孟学农作为北京市新任市长，于2003年1月19日在新市长记者见面会上说的，岂料3个月后，他就为不透明负了责任。
对于孟学农本人，这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据他当时的一位下属介绍，刚当市长的孟学农真想干些实事，还给市政府研究室布置了课题，研究如何使政府在决策之前能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同样感到惋惜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他在2002年省部长培训班上讲授依法行政课程时，与孟学农打过交道，对其印象是“谦和”、“朴实”，后来孟学农曾经邀请他到北京市政府做专家咨询。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应松年在孟学农当选北京市市长的那次选举中，投了他一票。“投票的时候，我问了身边的其他代表，说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实事求是，从北京市工商局干上来的。”应松年回忆。
“当时没想到非典会闹那么厉害，国务院实事求是地抓了一下，他说‘倒霉’了，大部分人很为他惋惜。”应松年一连说了两个“实事求是”，似乎互相矛盾。
如果免职方与被免职方都实事求是，为什么还会免职呢？究竟是什么责任，宣布免职的新华社简讯中并没有说明，而疫情扩散的实情却透明起来。
就在二人被免职的当天，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市的非典病例飙升至39例，几乎是5天前公布数字(37例)的10倍。仿佛有一只手调转了指挥棒，疫情信息的公开程度前所未有。
“开始出现问题的医院基本不是北京市的医院，”一位参加过防疫工作的官员例举道，“这些医院听你的吗？连信息都不给北京市报。”
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才把北京地区医院的管辖权统一归口。
第二天，北京SARS病例的数字第一次汇总出来。温家宝总理当天在视察时说，“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天，公布数字；与此同时，宣布张、孟免职。
有人形容，闻讯二人被免职，各省省长“为之一惊”。“那时候真挺大意的，以为SARS是地方病，瞧广州、香港闹得挺凶，抢购食盐、板蓝根都感觉新鲜，有隔岸观火的心态。”这位人士说，“免了两个人，比发任何文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慑作用。都愣了，本来忙着抓GDP、招商引资，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重中之重。”
即使一些报以同情的官员，对一举扭转局势的效果也表示赞许，有人套用古代整顿吏治的用语说，“一家哭好过一路哭。”
九位官员问责一览
人物 “下课”前职务 事件 现况
张文康 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 2003年SARS疫情 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孟学农 京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3年SARS疫情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马富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003年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 “赋闲在家”
总经理兼党组书记 “12·23”井喷特大事故，死亡243人、受灾群众达6万人
张文 密云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2004年2月5日密云灯会踩踏事故， 在家“闭门思过”
死亡37人
刚占标 吉林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4年吉林市中百商厦“2·15” 吉林省重点项目建 失火，死亡54人 设办公室负责人
张仁贵 海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4年浙江海宁“2·15” 辞职后返回嘉兴
特大火灾案，死亡40人 市的住所，赋闲至今
马明业 阜阳市副市长(分管工商工作) 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毒害 “在家看书学习，婴儿事件，因并发症死亡婴儿12人 想要过一段平静日子”
周毅生 阜阳市工商局局长 事件同上 “在家自我检讨和反思”
周余武 嘉禾县县委书记 2003年-2004年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拆迁案 赋闲在家
嘉禾拆迁事件
集体滥用行政权的标本
文/郭国松
对于偏居湘西南一隅的嘉禾县，这是继2000年高考舞弊事件之后第二次“令人瞩目”。
而这一次，因使用非常手段野蛮拆迁，湖南省嘉禾县县委书记周余武、县长李世栋以及他们的多名幕僚被认定集体滥用行政权。
最近一年多来，因各种原因挨板子的各地党政官员，包括引起被拆迁户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地方，均没有被上升到如此高度。
6月4日，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此前由建设部牵头对嘉禾拆迁事件所做的调查结论和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责成有关部门按规定程序撤销周余武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撤销李世栋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并依法撤销其县长职务；给予李水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引咎辞去中共嘉禾县委副书记、嘉禾县副县长职务；给予中共嘉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贤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雷知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嘉禾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职务。
周贤勇兼任珠泉商贸城协调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长，或许正因为一直冲在最前线，他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比其他几个主要领导严重得多。根据有关规定，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官员，其担任的所有党政职务自动撤销。周贤勇在留党察看的一年期间不得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只能作为一般科员使用。在一年期满后，恢复党员权利，方可担任新的职务，但不能超过原来的级别，受限时间为两年。
记者在嘉禾采访时了解到，被处理的5人中，原县委书记周余武和县长李世栋是郴州人，其他三人均是嘉禾本地人，暂时无其他去处。
当记者拨通周贤勇的手机时，他说在住院。“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我不想说什么!”随即挂断了电话。
在郴州市区，记者通过电话向周余武提出，希望听听他对干部问责制的看法。此前，嘉禾县委有关人士说，周余武很健谈，属于“有想法”的人。
然而周余武在电话中说：“我现在老老实实在家看书、学习。”
据了解，周余武、李世栋都是40多岁。周余武此前担任过湖南省永兴县县长等职务，2002年5月调任嘉禾县委书记。嘉禾在拆迁中提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想到，这个极端的标语却留给了周余武等几名官员自己。
郴州市委一位部门领导说，由于处理决定刚下达，对周余武、李世栋等人尚未任命新的职务。而即使被任命，也要低于撤职前的职务级别，且在两年之内会受到提升的限制。
离开嘉禾时，记者在“珠泉商贸城”现场看到，尽管到处都是被拆毁的残垣断壁，但“商贸城”仍在施工。根据国务院调查组的意见，考虑到目前的现实，“商贸城”项目在完善各种手续，责令开发商按标准补足地价后，将继续实施。
不过，县委一位官员感到忧虑——整个项目分为3期，现在仅仅是一期工程，还有30多户未拆迁，也不可能采用以前的极端手段，所以，补偿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补少了，这30多户肯定不会拆；补多了，前面的拆迁户不服，必须带来连锁效应。至于二期、三期项目，“现在谁也不敢想象。”这位官员说。
几乎就在上述处理决定下达的同时，有关部门任命郴州市水利局局长曹建平、郴州市发展划委员会副主任刘慧雄分别担任嘉禾县委书记、副书记，并提名刘慧雄为县长候选人。
虽然新官已经到任，拆迁事件逐渐降温，但此事对嘉禾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特别是当地党政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在嘉禾采访时，记者接触到的嘉禾本地官员大都噤若寒蝉，极力回避。宣传部的一位主要领导说，嘉禾现在成了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标本，成了全国的反面教材。
但愿嘉禾下一次出名不再是前两次的形象。
开县“12·23”井喷特大事故
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归隐”
文/吴晨光
去职时刻
自己政治生命中止的那天，马富才选择了回避。
今年4月14日，北京西城区六铺炕6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大楼前的保安从2人增至10人时，人们开始意识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下午2时，在8层的会议厅内，多位中央有关领导——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人，带来了中石油总经理去职的消息。
当赵洪祝将中央“同意马富才同志引咎辞职”的文件宣布后，现场的数十名中石油机关正局级干部，以及通过闭录电视收看直播的近万名职工，都为马富才惋惜。这位现年57岁、有着34年石油系统工作经验、执掌中石油5年的正部级企业领导，最终成为重庆井喷事故的埋单者。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此消息，这是中国国家电视台首次披露大型企业领导辞职新闻。
这次会议上，中石油原副总经理陈耕成为集团新任一把手。他与马富才搭档多年，对前任的勤勉及贡献倍加赞赏。因为情动于中，陈耕的讲话中断了约一分钟。
消息人士称：在4月8日中央正式同意其引咎辞职前，马富才一直正常工作。人们经常能看到他进出位于机关大楼7层的办公室。“但在4月9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马总。”这位人士说。直至4月14日的会议结束，马富才始终没有露面。
13天后，陈耕飞赴成都，宣布撤销陈应权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职务，副局长胥永杰等30余人也受到处分。
“煎熬”113天
从井喷事故到中央宣布接受马富才的请辞，历时113天。“你能感觉到马总的忧虑，”中石油内部一位人士说，“他的自发骤然增多。”
在媒体披露，当听到开县井喷事故消息时，马富才脸色凝重：“发生大事了!”当天下午，副总经理苏树林被派往事发地。
“马富才没有亲到现场，是他的失误。”一位与他熟识的人士说，“这或许与其经历有关——他30多年的从业经历一帆风顺，缺少对重大事故的处理经验。”另有消息说，在裁员引起的“大庆事件”中，马富才因赶到事发地的时间落在了中央调查组之后而受到责难。
243条生命逝去，6万人被波及——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石化事故，让马富才在今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辞职信言辞恳切，”一位看过报告的人士称，“马富才检讨说，中石油有许多管理上的漏洞，有管理监督不到位的问题，有违章指挥的问题，也有处置突发性及事故灾害应急预案不完备的问题。作为企业的首要领导，他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间，各类传媒尤其是网络舆论的矛头，直指中石油负责人。有分析认为，马的去职与“民声”有关，事实上，更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事发地——四川石油管理局领导。
今年全国“两会”时，重庆政协带来了关于要求中石油须对事故负责正式提案。该市政协副主席尹明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情况。
今年3月14日凌晨，发生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泥石流又让中石油的安全问题再现。事故中，中石油集团下属公司9名中方人员不幸遇难，该事件也引起了中央高层人士的关注。
但在4月之前，中石油的外宣部门一直否认马富才即将离开的传闻，中央将对其“记大过”的消息也在业界流传。
4月14日的决定终于让此事尘埃落定。温家宝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接受马富才的请辞。
“3个多月的反复斟酌，是因为中央必须考虑到事故的性质、责任及中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一位业内人士说，“在对马富才的继任者做充分考察前，不宜贸然换将。”
2003年，中石油集团中仅股份公司就实现纯利696.14亿元。今年1月中旬，井喷事故却令中石油股价连续下挫，当时的中石油及中国的石油工业最需要稳定。而在两个月后，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基本就中石油的人事过渡方案做出了具体安排。此时，中石油各项工作也已进入正轨。3月底发布的上市公司年报，中石油纯利较去年上升48.4%。
随着调查的进行，井喷事故的原因也逐渐清晰。安全方面的专家指出，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属于高危行业，应当有能力预见到作业过程可能诱发井喷并造成有毒气体硫化氢的外泄，也应当有能力采取防范措施并对事故加以有效控制，还应当制订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设置救援机构和队伍。但是，在此次事故中，中石油的相关预案却并未落实到位。
因此，国务院的最终处理意见是，“马富才作为中石油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是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在第一时间接到中央决议后，马富才表示完全接受，“同意我引咎辞职，体现了组织上对我的爱护。”而当中央领导问其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时，他希望能从事石油技术方面的工作。
低调而来 低调而去
在辞去行政职务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已批准马富才辞去集团党组书记之职。与一些退休的中石油前任老总不同，马富才未在行业协会里任职。“他现在的状态是赋闲在家。”何京——马富才的秘书、集团秘书处处长——对本报记者称。
在中石油任职时，几乎没有记者对马富才进行过采访，尽管他执掌的集团公司已列入“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今天，他的引退依然十分低调，称不希望任何媒体打扰。
“这种引退生活应该是比较清淡的。”与马富才熟识的一位人士说，“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一双子女现在国外。但这个把一生献给石油事业的人，能否安逸于‘采菊东篱下’的状态，现在还是个问号。”
但马富才的一位朋友透露的消息与何京相反。“目前，马富才的身份依然是中石油的职工，他在集团仍保留原待遇。”他说，“辞职后，马富才开始对中石油全国各地的管线进行考察，目前他正在考察四川忠县一武汉石油输送线。”
马富才卸任后也曾来到井喷事故发生地——重庆开县境内川东北气矿。在这里，有人感受到了他的复杂心情。
两年前，马富才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身份，当选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他目前惟一的政治身份。
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果没有井喷事故，马富才的未来可能如中海油总裁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一样瞩目。2002年底，李毅中调任国资委副主任；2003年10月，卫留成调任海南省代省长。
山东省政府一位官员称：2003年，马富才将赴山东出任要职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这位敬业的总经理要求在一个工作年度——2004年春节之后——易职。但最终被井喷事故中止。
“马富才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他虽然在政治上承担责任，但是在行政上并未受处分，而行政上的处分对于未来升迁最有影响。他现在对事件有所交代，于政治形象未必是伤害。”
而对于马富才的接任者来说，井喷事故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安全与企业利润的关系。
对于此次石油史上的重大悲剧，国务院事故调查专家组的专家鉴定报告表明：2003年12月21日下钻的钻具组合中，有关人员去掉回压阀，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资金的考虑。”一位专家说，“同样，许多写在纸上的安全措施未能落实，同样是为节省成本。”
5月19日，中石油股份公司召开机关及在京单位干部大会，新任董事长陈耕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良好、相谐的发展环境。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和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
辞职市长低调任新职
文/徐彬
办公室的门终于开了，刚占标最后一个走出来。个头不高，身材有些发福，头发依旧稀疏而整齐。与出现在吉林大火照片中的他比起来，似乎要白净一些。
“我还有事要办。”他冲记者打了一个手势，便飞快地跑下楼梯。在吉林省政府大楼门口，一辆车牌号为“吉B56896”的崭新的丰田越野车已经打着了火在恭候。刚占标拉开车门坐了上去，丰田车疾速驶出了省政府大院。
这是6月28日中午临近午餐的时间。整整一个上午，刚占标都未走出办公室的门。这个组建才一个多月，只有7人编制的新部门设在省政府大楼三层，对外的牌子是“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目前挂靠在省政府办公厅，内部的工作人员都管它叫做“大项目办”，负责全省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协调。
刚占标的新职务是这个“大项目办”的负责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省里已小范围传达了任命刚占标为“大项目办”主任的通知，级别与原来相同，还是正厅级，但正式的文件尚未下发。
这使得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吉林市原市长的新去向。“我们只知道他回省里了，具体做什么，电话是多少，我们一无所知。”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张育新说。由于不是副省级干部，他的行程、手机号码，办公厅也没掌握。记者拨打省政府秘书处的电话，他们甚至不知道“大项目办”就在楼上。
“我是今年五一期间给他收拾的办公室，5月8日他就来上班了。”一位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服务员说。巧合的是，在2001年1月担任吉林市长之前，刚占标曾任省经贸委主任，其所在的办公室也在同一楼层，与现在的办公室只隔着一个楼梯口。
今年2月15日发生在吉林市中百商厦一场大火，无情地夺去了54条鲜活的生命。两天后，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公开道歉：“我作为省长，作为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深感内疚和自责，对不起全省人民和死伤的群众。”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4月17日，刚占标引咎辞去市长职务，他同时还辞去了吉林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成为继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之后，在短短几天内“主动辞职”的第三位官员。在百姓眼里，他在一夜之间被“一撸到底”。
但很显然，刚占标的辞职与履新时间相隔极短。一位知情人说，他有能力，而且年轻(49岁)，有关方面的意思是“要妥善安排好他的去向”。
突然打断的市长之路
6月23日晚，吉林市，大雨骤停。这是我国惟一与省名重名的城市，流淌的松花江贯穿其中。市政府所在的临江大道，堤岸齐整，柳枝摇曳，江对岸一排巨大的霓虹灯在江水的倒映下绚丽夺目。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这个景点平时很多人来看，一场雨全不出来了。
这个景点可能是刚占标在吉林市留下的最深的烙印，他想把这个依托松花江而修建的“清水绿带”工程打造成一个为民造福工程，进而实现国际花园城市的构想。预计6期完工的工程刚进行到第二期，他却突然离去。
“他是个干实事的人，眼界也比较宽阔，客观地讲，他的引咎辞职对吉林市的发展是个损失。”吉林市委的一位领导说，“这几年他对吉林市经济结构、工业布局的调整，比较切合实际，大家思想都很开放，城市建设的势头非常好。”
在吉林市上报省委和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对刚占标任职期间的表现主要给予了肯定。这份附在辞职报告之后的评价报告，或许成了刚占标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复出的重要依据之一。
不过，刚占标的“鹰派”个性让许多官员至今仍然发怵。“他要是逮住谁以权牟利还真处分，而且毫不留情面。”一位现任局长说。在他的印象中，刚占标总是不让他们发言，常常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制止了——“你不用说了，我是市长，还不清楚这些事？”
“即使在政协会上也如此，很多委员都有得不到尊重的感受。”这位局长把刚占标划归为“政治上不成熟”的那一类人，缺乏领导艺术。
刚占标甚至当着其他官员的面给走访的百姓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你们有事可以直接找我，指出问题出在哪个部门、哪个人，我来处理他。我谁都不怕，我姓刚。”这种正直的形象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就在6月23日，记者到达吉林市的这天晚上，刚占标刚刚视察完那里的一个炼油大项目，吉林市现任常务副市长房俐向他汇报了有关工作。这是他在辞职后第二次重返吉林市，与以往不同，现在他来吉林市考察被认为是具有“省里的色彩”。
这让一些人有了想法。一位在基层任职的干部说：“这不还是在做官吗？你辞职辞到哪里去了呢？等于是什么也没失去。我也认为他是一位有魄力的官员，但这样的引咎辞职让老百姓有想法。”
刚占标的噩梦
在吉林市解放大路与长春路的交汇路口，五层楼高的中百商厦已被修葺一新，洁白的外墙磁砖盖住了曾经发生的惨剧和逝去的54个鲜活的生命。有消息说，这里8月初将重新开业。
中百商厦副总经理靳玉霄说，改造后的商场增加了消防设施，原先每层楼只有两个消防栓，现在增加到了4个，“东西两个门，每个门一边一个”。楼顶的水箱，也从124立方米增加到了216立方米。
防火的标语随处可见。中百商厦从经理一级到保卫科，制定了8个部门的防火责任制。这些制度的条文镶在一个个镜框里，显眼地摆放在办公室的门口。
“它是情人节第二天烧掉的。”附近居民楼一位开百货铺的老大妈能一口说出起火的准确时间。由于头天是情人节，商场发了很多有时间期限的免费舞票，“免费的谁不跳啊，第二天去了很多人。”
商场起火后，迟迟不能展开营救，很多人开始从窗户往下跳，“先跳的要不摔死，要不被后跳的人压死，没跳的也被烟熏死了，真是惨不忍睹。”
起火时，刚占标正在长春开会，闻讯后立即驱车急速赶回。在高速公路上，手机中不断传来增加的死亡人数，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这场大火对刚占标来说是一场噩梦。着火时，他一下子懵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听火色变。从2月15日开始，一直到2月27日，他每天都是白天检查各场所的安全隐患，晚上还要开一次整改调度会。那段时间，他非常焦虑和憔悴。”一位在刚占标身边工作的秘书说。
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刚占标并没有料到会因此引咎辞职。“他的清水绿带工程现在只做到第二期，手头上还有大量的招商引资项目，这么多事没做完，你说谁会突然中途离开？”这位秘书说。
“这次火灾不是刚占标的个人问题，把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位区委书记说，“他的辞职，给我们各级干部带来的震动非常大，现在我们每一天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
吉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更是直言不讳：“他就是点背，正好赶上‘四个不放过’这个大环境。”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风暴后的那些官员们
文/戴敦峰
6月9日，监察部通报了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9名责任人的处理情况。除了市长刘庆强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外，另有6名官员被开除、撤职或责令辞职。
这是继“王(怀忠)肖(作新)腐败案”后阜阳市最大的一次“官场地震”。
这次“地震”甚至波及到了阜阳市大部分的基层官员：他们每周都有几个下午要参加“警示教育学习”，有时候甚至上午也要参加，并且每个人都要交出不得少于1500字的“思想剖析材料”。
日子最难过的当然莫过于位于“震中”的6名被罢免的官员：副市长马明业、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市工商局副局长杨伟、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
别阜阳
6月9日，周毅生告别了自己工作了两年零六个月的阜阳市工商局，赶回老家合肥。
周毅生离开的这天，很多市工商局的干部到办公楼下与他相别。
这一天刚好是周毅生一手促成的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开班典礼，周毅生没有去。
阜阳市工商系统在“劣质奶粉事件”中被严处的官员为局长周毅生、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伟新等三位身居要职的领导。
这个决定对阜阳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的震动非常大。“很多人情绪上都有些消极。”市工商局的一位干部辩解说：“工商局要管着市场上的十几万种商品，如果哪种商品万一出了问题都要拿工商部门的领导‘开刀’，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周毅生说：“中央对我的处理决定是英明的。我不辞职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压力
今年4月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披露时，有媒体报道，“阜阳市工商局局长正在国外考察”。
“当时是省里组织我们去澳大利亚考察国外的企业登记制度。出国后我们才发现带去的手机充电电器在国外根本用不了，所以手机电池用完后便关机了。”周毅生回忆说，后来一位副局长想办法找到了考察团领队的电话，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一听就急了。”周毅生提前一天结束了考察行程，赶到阜阳的时候已经是25日凌晨3时30分，这时候“家里(工商局)已经很乱了”。
周毅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下属各工商部门发出两封明传电报：一封要求对劣质奶粉事件“不得申辩理由，不许议论”另一封要求各部门“坚守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好”。
而这时国务院调查组已经在短短的3天内两赴阜阳；在外地出差的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第一时间给省政府办公厅发回传真：“要切实搞清原因，究竟源头在哪里？各环节有何责任？受害者损失咋办？”
在此期间，阜阳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行动，从4月29日起，此项行动扩展到所有生活生产资料市场领域。阜阳市及下辖4县3区的大街小巷、村镇集市，四处闪现着查验各种商品的“大盖帽”的身影。
此时，“最大的压力不是工作量大，而是心理上的压力。”周毅生说。
媒体问责
到4月下旬时，几乎阜阳城的每个角落都遍布着为采访劣质奶粉事件而来的记者。记者们向遍布全国各地的媒体发出报道时，有一种声音异常的整齐而洪亮：问责。
包括工商系统在内的很多当地官员都没想到，这次劣质奶粉事件会“拉下来这么多官员”。
“毕竟劣质奶粉的生产源不在阜阳。况且食品卫生质量监管属卫生部门职责，工商局承担的是协管责任。”当地工商部门的一位官员认为。
可是媒体并没有因此放过“问责”工商部门。
“‘杀人奶粉’能够长时间横行市场，工商部门如何能辞其咎？”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说。
周毅生苦笑着解释说，如果工商部门没有做工作，情况恐怕已经不是现在这样了。“去年7月份我们就开始清查市场上的劣质奶粉，并在当地媒体上发布过‘不合格奶粉公示’。”
但同时，“去年夏天的时候防SARS是放在第一位的；紧接着又是抗洪抢险，我们要严查建筑材料；接着是禽流感，我们过年时还在下面督察工作。”周毅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劣质奶粉引起的问题的确“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
另一方面，周毅生认为现在这种市场管理方式像是“九龙治水”——除了工商之外，卫生、质监也都有权力进市场检查、罚款，结果“(市场上)有利益的时候都伸手来抢，出了问题就只剩下我们看场子的工商了!”
5月20日，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采访了阜阳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并在连线对话中直接质问周毅生：“(作为)工商部门主要领导一把手，你想到过要引咎辞职吗？”
周毅生当时的回答是：“我现在想到的不是引咎辞职的问题，因为什么？一个事情出来，你辞职你就能跑掉吗？如果我仅仅因为这个事情出来，我现在马上辞职，拍拍屁股一溜烟，这是负责吗？……”
这是一次让周毅生异常胸闷的采访。
“他们在采访中突然抛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让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们一共采访了我40多分钟，可播出的就这两分钟内容。”
据记者了解，早在4月底，监察部调查小组就曾与周毅生谈话，将周毅生在劣质奶粉事件中的责任定性为“严重失职”。
曾任安徽省工商局监察室主任的周毅生当然非常清楚，“严重失职”的处理结果应该有多重。
那么阜阳市为什么没有一名官员在劣质奶粉事件中主动引咎辞职呢？
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事先并没有人想到会处理得这么重。
对于这个问题，周毅生的解释是：“引咎辞职并不是说就不用受处分了，该处分还是要处分的。既然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就要坚持到站完最后一班岗。”
6月4日周毅生得知正式的处理决定。
6月6日和新任局长完成交班。
6月8日对周毅生的处理决定在市工商局大会上正式宣布。
反思
周毅生自称“带罪之身”，在合肥家里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检讨和反思。而等候组织上的重新安排，他认为“那要一年之后了”。
在阜阳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周毅生最大的感觉是“在这里做一件事比在别的地方要多花上十倍的力气”。这句话他反复强调了几遍。
对他的这句话，当地一位官员的解读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太差”。这位和周毅生打过多次交道的官员认为，周算得上是一个“干事的人”，他在任期间对于阜阳市工商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作出了贡献的。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怀忠和肖作新在阜阳任职期间，大批水平和素质并不高的人员进入了干部队伍，甚至有某部门“一夜进了500人”的夸张说法。
周毅生回忆说，2001年12月他到阜阳市工商局上任的时候，这里“乱得一锅粥”。
在阜阳市工商局任职的第一年，周毅生把精力主要花在了“稳定队伍上”，第二年则开始了工商系统的机构改革。为了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周毅生又促成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成立。
“我的失误在于手段太软，考虑到一些矛盾也不能激化，没有把一些岗位上不适合的人给及早换掉。”结果这成了周毅生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在阜阳奶粉事件中，这些原本可能被掩盖的问题，在国务院调查组的全面调查和媒体的穷追猛打下，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集中爆发：
先是颖泉工商分局周棚工商所两名副所长白启祥、李亭君，因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被阜阳市检察机关刑拘；
接着太和县工商局涉嫌大量伪造奶粉案件查处卷宗(见本报5月27日报道《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打假机关造假疑云》)；
不久之前，新华社记者又在太和县发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被撤职人员仍在上班”，并认为这是“阳奉阴违、哄骗国务院调查组”。
沉默的大多数
面对记者的采访，大部分被撤职官员采取的态度是：沉默和回避。
这次被撤职官员中职务级别最高的是马明业，阜阳市副市长，他受到的处分是“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责令辞职”。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处理决定公布之前的一次市长会议上，马明业表示，相对于189个受害婴儿和12个死亡婴儿，“给什么处分都应该，我随时准备告别。”
马明业要求提前将自己的工作分解给别人，他认为“奶粉事件一分为二地看，对于市政府领导它是一笔财富，敲响了警钟”。
马明业在接到处分决定之后第二天就办完了工作交接。最后一天中午，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在市政府对面的清河宾馆为马明业设宴送行，可饭桌上的气氛极其沉闷，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喝酒，只用了40分钟草草吃完后各自散去。
据说马明业在任的时候，黄昏时分经常和爱人出来散步，但是辞职之后，就很少有人再看到过他出来散步。
马明业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称自己“现在就在家里看书学习，想要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手机和小灵通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周云莲的爱人在电话中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对自己丈夫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云莲还一直在政府，6月24日还有人看到他在政府一楼开会。
记者打通了阜阳市工商副局长杨伟的小灵通，杨伟称正在外地休假，也处理一些私人事情。至于什么时候、下一步如何安排现在还不知道。
阜阳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因涉嫌徇私枉法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对其问题作进一步调查。
另一位被责令辞职的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也自称“在外地休息”。她告诉记者，手上的工作已经移交给局里的一把手，自己的颈椎不好，现在正在休息。对于今后如何安排“暂时还没有计划”。
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
离任的县长和“第38号”受难者
文/寿蓓蓓
6月28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北京市密云县原县长张文，他刚刚出院。
在因“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引咎辞职两个月后，张文感觉身体不适，就去医院住了几天，但没有查出什么毛病。
虽然辞去了职务，因为没有开除公职或降职，所以级别没变，工资没变，他还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前一段时间统一体检的时候，事儿太多，没去。”
“在忙些什么事？”
张文说：“没忙什么。”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什么呢？”记者问。
“也没干什么。”他表示，自己也没有什么爱好。
“没有爱好，又不用工作，岂不是很烦？”张文笑了。他谢绝了记者采访，并对关心他的人再三表示感谢。
记者辗转从他过去的同僚那里打听到，张文家在密云，四五月间刚辞职的时候还在县政府大楼里露面，最近一段时间就不去了，而是搬到位于北京市区的另一处房子。
6月24日，记者来到密云县委县政府大楼，敲遍县领导办公室的门，竟无一人，他们集体开会学习“科学的政绩观”去了。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贾海江对记者说：“县里研究决定，不再就这件事接受媒体采访。”他解释原因是“不想提伤心事”。
由于县委宣传部是密云灯展活动的承办方，他本人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升任宣传部部长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贾海江对处理结果并不意外，“把我开除了都不冤，”他说，“干了那么多年的县长、(副)书记都不干了。死那么多人，总得有人负责。”
据了解，他的领导、兼任宣传部长的密云县委副书记陈晓红被撤职后，也离开密云住在北京。尽管县里流传着张、陈二人分别到哪里就职的消息，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安排新的工作，目前处于在家闲置状态。
从中国官场的传统和现实考量，引咎辞职历来极为罕见。它本应是官员出于良知，对公众承担道义责任“谢罪天下”的举动，是个人的、主动的行为。那么，近来一波又一波引咎辞职的官员是真的引咎辞职吗？辞职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无法从当事人那里寻求答案，记者回顾了围绕张文引咎辞职的一连串时间：
2004年2月5日，密云灯展发生踩踏事故，死亡37人；
两个月后，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北京市对北京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第二天，4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报，张文作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因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引咎辞去县长职务。密云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张文辞职。
从常理判断，如果辞职是个人意愿，提出辞职请求的时机显然应该在事故刚刚发生、处理之后，而不是时隔两个多月后才做出决定。
“应该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一位认识张文的人士说，“是有关部门找他谈话，让他辞的。如果不引咎辞职，就可能责令你辞职，或撤职。引咎辞职还顾及点面子。”
这位在北京市工作的人士推测，重新给张文安排工作起码要过3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一年，“等大家淡忘这事”。他说：“就算他觉得自己委屈，也不可能跟记者说什么，否则再难有出山的机会。”
记者打电话到密云县政府找从前的张县长，政府办的工作人员表示找不到人，给了一个张文的前秘书的办公电话，这几乎成了外人联系张文的惟一途径。
除了不去上班，没了秘书。引咎辞职给张文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还有：没了公车，没了招待费签单权。
由于权力、责任划分不明确，对官员的责任追究是否合理，有不同的见解。国家行政学院吴江教授认为，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却搞行政首长问责制，应该让有权力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应松年教授认为，问责还没有真正地制度化，事故发生后追究到哪一级是不可琢磨的事情，官员无法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就无法从被问责者身上吸取教训。
现在在密云县城，连小学开运动会都要向县政府上报应急预案。在密虹公园开食品铺的赵大爷估计，明年元宵节恐怕不会举办第三届密云灯展了。看摊的王立合指着横跨白河两岸的云虹桥说：出事之后五天这座桥就封了，一直挂着“严禁通行”牌子，还不如让收废铁的收了去。
无论如何，事故带给受难者的影响更为沉痛、持续。2月5日晚上8点，袁成河从死人堆里扒出自己正在上高二的18岁的女儿，孩子挤得没了呼吸，在医院里休克了12个小时。
醒来后她问妈妈：“我这鞋咋回事呢？”她穿的旅游鞋帮上贴着“38号”。医生把她当成第38个死难者(最终确定死亡人数为37人)，没想到能救活。出院后女儿脾气变得暴躁，时常头晕，成绩下降了30多名。他们没有得到县政府赔偿。
国为进不去县委县政府大院，袁成河到镇上想找人给县长写封信，请求解决孩子日后的医疗问题，但没有人敢替他写信。后来他听说县长辞职了。
袁成河说：“对我来说，怎么处罚当官的是次要的，善后工作搞好比啥都强。我家就指望这个女儿有出息，换一个官能解决我的经济损失吗？能解决我这孩子看脑子的医疗费、精神损失吗？”
海宁“2·15”特大火灾
赋闲官员 婉拒采访
文/王小飞
4月下旬，就在中石油、北京密云、吉林市的领导先后引咎辞职之际，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海宁市的官员开始私下传说：市长张仁贵也要“下课”。在此之前，海宁发生了“2·15”特大火灾事故，造成40人死亡。
4月29日，浙江省委、委政府宣布：同意张仁贵引咎辞职，辞去海宁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海宁市市长职务。同时被处分的还有海宁市委书记冯水华，他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火灾发生地的黄湾镇、五丰村等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
辞职后的张仁贵返回位于嘉兴市的住所，赋闲至今。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海宁市的百姓很愿意就张仁贵的“引咎辞职”发表看法，但大多数官员却讳莫如深。
至于张仁贵本人，据媒体报道，辞职后的他“心情不好”。6月26日晚，记者拨通了张仁贵的手机。
“你好，是张市长吗？”
“你是谁？”
“我是南方周末记者，想采访您关于……”
“你打错了!”
电话被挂断。
第二天，记者再次致电张仁贵。他的情绪有所缓和，说：“采访就算了吧，很抱歉。”
据悉，张仁贵6月25日去了杭州。至28日，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仍在外地”。
据海宁市袁花镇的一位机关干部透露，张仁贵有可能出任嘉兴市一个部门的领导。
至于被处分的海宁市黄湾镇党委书记宋新华和黄湾镇长许林海，目前仍在海宁市的居所赋闲，“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安排”；宋新华经常晨跑，“看上去很悠闲的样子。”
“问责风暴”背后的制度四问
文/郭光东
自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以来，短短一年零两个月，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地的一大批实权官员，先后又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舆论惊呼：“问责风暴”正在中国政坛掀起。
在激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和问责力度之余，人们也意识到，欲使问责“风暴”得以延续，制度建构将是不二法门。
由此，以下四题就值得深思。
一、问什么事的责？
综观一年来备受关注的几起问责事件，开县井喷、密云踩踏、吉林大火、海宁火灾等，均属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对此厉行问责，当然是相关官员“咎由自取”。但是，有心人不免要问，是不是一年来所有重大安全事故都被问责了呢？多次发生的煤矿坍塌、爆炸伤亡事故以及沉船事故，也不见有官员为此去职的报道。
除安全事故外，一年来被问责的还有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嘉禾拆迁事件。但从近日嘉禾原县委书记周余武的反思报道看，他们违法拆迁的“经验”竟然是外出考察学来的，而考察地的县委书记不但没被告倒，还得到了升迁。
阜阳奶粉事件则属于行政不作为。不过，导致国家彩票业、公证业信誉大损甚至严重影响政府形象的陕西体彩造假丑闻，是不是也存在高官失察责任呢？
仔细想来，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似乎取决于事故或事件是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正部级的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中石油集团老总被问责，这无疑是中央的权限，而派往密云、吉林、海宁、嘉禾、阜阳的调查组，又几乎都有国务院部委的身影，有的处分决定甚至直接上了国务院的会议。可以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事故或事件的高度重视，才强力促成了“问责风暴”的生成。
由此可见，及早建立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方可使地方国家机关也能领会温总理打造“责任政府”的深意，进而在各地都达致“有责必问”。
二、问哪个官员的责？
首先，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党章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委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看来，如果集体的决定正确，只是某个委员执行错误，就可单问该委员的责。可是，如果集体的决定本身就是错的，那究竟是问整个集体的责呢，还是只问“班长”的责？如问集体的责，又该怎么个问法呢？至于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说，各级政府乃至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副职负不负责，怎么负责，宪法和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虽然行政副职也会根据内部分工有一定权责，但这个责任又该担到什么程度呢？
其次，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该问谁的责。一个地方出了该问责的事，到底是问到哪一级？历数一年来“问责风暴”中被处理的官员，党组织负责人的有之，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亦有之；正职的有之，副职的亦有之；只问一级的有之，连问两级甚至三级的亦有之。其中，“下课”的官员又以担任行政职务者居多。
责任人不清，问责的效果难免就打折扣。被问责官员甚至局外人就会以为只是“背运”。更令人担忧的是，问责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留下某些官员为避问责而“跑官”的隐患，甚至不排除个别人欲借问责打击异己的可能。
平心而论，在国家公务员法尚未引入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的区分之前，在党规党纪也未细致厘清集体与个人的权责之前，明确党政之间、正副职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不过，就法理而论，免职意在对外承担政治责任，内部分工当可不论，所以“下课”官员应以正职为宜。
三、由谁来问责？
根据越权无效的制度原理，问责机关须有相应的处分权限。虽说对官员问责的主体最终是人民，但具体到每一个官员的问责上，又必须条分缕析，各安其分，即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的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
应该说，一年来的绝大多数问责决定都是合乎法纪的。不过，由于涉及官员种类参差，问责又追求迅速，有时难免所虑不周，特别是在对政府高官的免职问题上。
试举一例。安徽省委、省政府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监察部的建议，在给予阜阳市副市长马明业、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同时，还一律责令辞职。这里似乎忽略了：依据宪法和法律，副市长是由市人大或其常委会选举、罢免的，市工商局长是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的；二者的任期与本届政府任期相同，除非本人主动提出辞职，人大或其常委会也接受其辞职，他不得终止自己的法定任期。而由政府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不仅不合情理，也于法无据，更重要的是，颠倒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的确，在不实行文官制度的我国，副市长、局长目前都笼统地属于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也规定了撤职为行政处分之一。不过，根据一切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撤职”的行政处分，只能针对政府有权单独选任的公务员，而不适用于人大选任的公务员。否则，就有违宪之嫌，至少是越了人大的权。
联系到近日某市政府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以及某省政府即将制定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其中对行政部门“一把手”辞职的规定，也就均有违宪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引咎辞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问责”的主要形式，更有诸多规章将其赫然收纳其中。不错，丢官对迷恋官位的人肯定是莫大的损失，但从法纪规定的归责程度看，引咎辞职甚至还不如警告严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处分，而只是官员出于道义和责任而做出的一种“自问”的高姿态。那种以权力逼使官员引咎辞职的做法，无疑意味着强迫官员自证其罪。因此，引咎辞职只能作为公务员文化建设的一环，而不能搞成制度建设。
对政府高官而言，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就是罢免和弹劾了。而最师出有名的问责机关，就是有权选任并罢免他们的人大。有论者指出，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177名代表提出罢免副省长杨汇泉的议案并最终获全会表决通过的案例，才是真正的、宪政意义上的问责。
但在时下的“问责风暴”中，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多少有点“大音希声”了。既然宪法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人大有质问、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的权限，而人大又未能善用这些监督手段启动对政府高官的问责，这不能不说是“风暴”中的一个遗憾。
四、以什么程序问责？
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一年来的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除喻其严厉、果敢之外，恐怕还在一个侧面说明，问责在程序设置上尚需完善。
此外，给问责双方充分、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更是程序得以正当的基本根据。而且在程序运行中，应当更多地关注被问责官员的权利，给他们开辟更有效的权力救济渠道，因为，此时的官员已沦为“千夫所指”，从强者衰变为弱者。程序对待他们，决不能以“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他们才会对结局心服口服，才会对制度产生由衷敬畏，也才使他们对依法行政产生清晰的概念。
所以，党组织问责党员时，应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至于人问责政府官员的程序，宪法和法律的现行规定已初具框架。如人大常委会如何成立对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等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案如何提出与审议，被提出罢免的人员如何申辩，等等。待人大监督法出台后，相信问责程序会更为完善、精致。
以上四个问题，一、二关乎问责制的客体，第三关乎问责制的主体，第四则关乎连接主客体的程序。只要制度制定者能从每一侧面展示问责制的细节之美，问责就能尽快摆脱既有管理模式的惯性，由权力型过渡到制度型，进而在中国政坛培育出新型的问责文化，甚至使其本身化为政治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