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
中国是讲孝道的国家，孝的实质就是绝对顺从。在父母为本位的孝道观念里，儿女生来对父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对于父母的不法侵害，子女也只有逆来顺受，不能有半点抗辩。以传统孝道为根基的社会，养儿是为了防老。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儿女没有自主的选择发展的余地。子女只能“为父母活着”和“为祖宗活着”，不能为自我而活。在顺从方面，即便老子百无一是，作为儿子或臣子也只能一让再让，绝对不能说个不字。在以长辈为本位的孝道里，儿子是没有自我的。即便自己的老子是个老扒灰，作为儿子也只有忍让的份。
三皇五帝时，舜帝年青时，他的瞎子父亲和弟弟合谋瓜分他的财产和两个妻子，多次谋害于舜。可是，一个如此混帐的家庭，舜非但不反抗，而且听之任之。越是加害，舜越是孝顺父亲和敬重弟弟，真不知道这个杰出青年是不是“受虐变态狂”。春秋时期，楚平王淫乱无道，霸占儿媳妇。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劝谏，平王认为是犯上作乱，不守孝道。伍子胥的父亲因此被杀，伍家三百多口被灭门。漏网的发誓报仇时，楚国大夫包申胥却劝说说：“君不正，臣逃走；父不正，子外游。”用今天的话来说：“作领导的行为不正，作为下级只能调离；作为父亲的不地道，作为儿子也只能离家出走的份。”
撇开忠君，来看看孝道。孝道就是要求绝对的孝顺，即便是摊上一个混帐的老爹，不幸摊上一个歹毒的后妈，你也只有感化他和她份。我的老乡鱼台人闵子骞(孔子的弟子)，后母虐待他，在给他做棉袄的时候，用苇絮当棉花。整天冻得打哆嗦，浑身长满了冻疮，闵子骞却连个屁也不敢放。父亲非但不关心孩子，反而认为孩子是在装相，并用鞭打他，露出苇絮。这就是“鞭打芦花”的典故由来。
前些时间，鱼台豫剧团为了宣传传统文化，把《鞭打芦花》搬上了舞台，说是弘扬传统美德。老翟看后，很是气愤，说，这是弘扬什么样的美德？纯是弘扬儒家糟粕的道德文化。中国人平时不争气，根子就在于这些糟粕文化积淀的太多、太厚的缘故。一位孝子，大冬天为了让父亲吃上鱼，不惜用身体去暖化河里的冰，以此来捞鱼给自己的父亲吃。把一个没有头脑的憨熊，树为全国杰出青年，让全国人民学习，并且一学就是几千年。如此荒唐的文化，也难怪独裁制度和儒家文化如此喜欢。
原本在《孝，中国人被奴化和被异化的开始》一文指出：“孝，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受到其父母的侵害。而不以此为侵害还以此为自己天经地义的义务的好子女，其精神就受到了可怕的倾斜和异化，这使得他同样地以不公平对待自己的子女为自己所受侵害的补偿，就如受了别人的侵害而不去向加害者要求公平，而是去侵害另外的人而补偿自己的利益和维护自己的不当的倾斜精神一样。在如此压力下成长的人，长大后也无公平心对人可言!使人受到侵害或侵害别人却不知是侵害，使人受辱却不知是在受辱。要么是别人的奴隶，要么是别人的恶主，要么受别人欺辱，要么欺辱别人，还以为那理所当然!”
传统孝道不仅束缚人性，而且阻碍社会的发展。在孝道的形成和发展集大成的地方，莫过于古代的鲁国。几千年来，曾经是经济文化中心的曲阜就再也没有创造过辉煌。父母死了，守孝三年，孔子死了，他的弟子也跟着守孝三年，其中一个弟子守孝六年。如此孝道，鲁国能不落后吗？在日本人全面向中国学习的时候，日本人在学习中扬弃的东西中，其中一是科举，一是孝道。正是这两种东西被扬弃，日本人才没有象中国人那样长时间内社会不争。
孝道跟政治结合，必然把孝道引向极端。孝道跟专制制度结合，不仅束缚了人的发展，而且扼杀人性。制度化的孝道，要求人们绝对的顺从，否则，便是对政权的反抗。孝道成了力量的罪恶后，孝道吃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某留美女博士夫妇前来看望亲人，女博士的父亲认为女儿是自己供养的，非要博士夫妇，为自己的傻儿子出钱盖房，被拒绝后。女博士父亲认为女儿不守孝道，在传统孝道的观念中不能清醒。最后，举起斧子，砍杀了两个博士。
专制下的人民，是社会堕落的土壤；孝道下的儿女，是道德的豆腐渣工程。没有正直的孝道同毫无是非的专制制度结合，是国家、社会和个人退化和不幸的总根源。如果不彻底清除传统孝道中消极的东西，国人就不能轻装前进，国人正直的品性就无法生成。孝道核心和实质就是权势者绝对地凌辱弱者、父母对子女绝对的支配和凌辱。于是，父母对子女、权势对弱者，只有强者的开恩，没有弱者的抗辩人。对他们来说：压迫就是爱，绝对的压迫就是绝对的爱护。作为弱者只有自虐或默默承受，不能有丝毫的争辩权力。
孝道和专制制度在东方社会确立和长期存在，人的自私基因和文化获得全面胜利，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大面积坍塌。或许人们说宪法里没有孝？党章里也没有孝？在今天谁讲孝道了？其实，孝道比比皆是，只不过“孝顺”二字变成了赤裸裸的热爱，孝顺的对象也由孝敬长辈演变为个人和组织。任不寐在《孝道是力量的罪恶》一文指出：“在古代，孩子的工具化是以孝的名义实现的，到了近代和现代，孩子又同时成为一种新孝道的牺牲：成年野兽和国家专制勾结起来，以各种大义名份的名义，以传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义，屠杀、利用和虐待孩子孩子们纷纷老化，孩子们纷纷死去。这是力量对软弱的伤害，是现在对未来的伤害，是自然法则对道德法则的伤害。”
对于传统的孝道，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否定。我们要培养孩子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观念，就必须跟新老孝道观念作斗争。可是，现实中，却有不少人呼吁要恢复传统的孝道，拿孝道耀武扬威。其实，传统孝道的作用早就被人夸大过，并在当时成为笑谈。西汉王朝时，张角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大臣向栩向皇帝建议曰：“我有一计，不须兴兵，便可使黄巾军退去。”人问：“此是何计，请速讲来。”向栩道：“只需派人在黄河边上，面对北方读《孝经》，兵自可退去。”人又问：“你此说有何依据啊？”向栩笑道：“难道你没听说过吗？半部《论语》定天下，一部《孝经》又怎么不能退黄巾军呢!”因为满朝文武熟知《孝经》，向栩也被天下人传为笑谈。
尽管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们“一部《孝经》救不了东汉”，但相信“孝”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在中国却大有人在。一千五百年后的军阀们下令教学生猛念《孝经》，认为《孝经》可以消除年轻人的锐气，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是在今天，人们依然认为有必要向儿童、青年灌输孝道，惟有如此，中国现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古代的《孝经》救不了东汉，现代的孝道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问题只能越积越多。在以老子为本位的孝道里，晚辈不敢超越父母，下级不能纠正上级错误。老子故步自封，儿子难有作为，长期下去，国家和民族也只能更加积贫积弱。
传统孝道以老子为本位，儿子不过是父母的工具。在以父母为中心的孝道束缚下，“父母在，不远游”。一个人要有大的作为，就必须背叛传统孝道。在对历史有贡献的群体中，多数是“不孝子孙”创造的。历史上所有的第一代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一不是孝道的背叛者，革命本身就是家族制度最大的背叛，而且革命所使用的手段也是最大的“不忠不孝”。历史上的开国元勋，无一不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子孙。因为革命，不仅给自己亲人带杀身之祸，而且给家族带来了“灭族”之灾。事实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不仅是亡命之徒，严格地讲也是不孝子孙。
据正史记载，刘邦革命时，项羽要用大锅煮他的父亲，刘邦接受谋事的建议，派人对项羽说：“如果你们要把我父亲煮汤的话，我也想分一碗喝。”项羽见刘邦如此不孝，也就只好作罢。野史记载中，刘邦的后代刘备在参加革命，为了解除革命的后顾之忧，他与关羽、张飞合计，互相杀了自己的亲人。因为毛泽东投身革命，自己的多名亲人被杀。周恩来参加革命，完全背叛了自己家庭的意愿。邓小平14岁外出上学，一直到死也没有回乡一趟。
孝和爱是两回事，孝的精神尽管也有爱的影子，但是孝道中的爱，往往跟现代爱的精神相背离。爱要求以子女为本位，互相承认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孝则以父亲为本位，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柏杨说：“中国古老的孝道，花样繁多，不能备载，对年轻人要求也是五花八门，惨不忍睹。卫道之士们左拼右凑，著成一部不朽巨著——《孝经》。一部书一旦自称或被称为经，那就具有谁敢碰它谁就要倒楣的威力。于是不久就把孝道神话起来，认为只要《孝经》一读，孝道一行，人类一切纷争都没有啦，天下非太平不可。就在1910年代，终于激起了“非孝”的反动。现在我们说的孝道，非只是为了保持老一辈，也是为了保护小一辈，保护社会的安全，和保护人类的延续。”
中国是讲孝道的国家，孝的实质就是绝对顺从。在父母为本位的孝道观念里，儿女生来对父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对于父母的不法侵害，子女也只有逆来顺受，不能有半点抗辩。以传统孝道为根基的社会，养儿是为了防老。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儿女没有自主的选择发展的余地。子女只能“为父母活着”和“为祖宗活着”，不能为自我而活。在顺从方面，即便老子百无一是，作为儿子或臣子也只能一让再让，绝对不能说个不字。在以长辈为本位的孝道里，儿子是没有自我的。即便自己的老子是个老扒灰，作为儿子也只有忍让的份。
三皇五帝时，舜帝年青时，他的瞎子父亲和弟弟合谋瓜分他的财产和两个妻子，多次谋害于舜。可是，一个如此混帐的家庭，舜非但不反抗，而且听之任之。越是加害，舜越是孝顺父亲和敬重弟弟，真不知道这个杰出青年是不是“受虐变态狂”。春秋时期，楚平王淫乱无道，霸占儿媳妇。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劝谏，平王认为是犯上作乱，不守孝道。伍子胥的父亲因此被杀，伍家三百多口被灭门。漏网的发誓报仇时，楚国大夫包申胥却劝说说：“君不正，臣逃走；父不正，子外游。”用今天的话来说：“作领导的行为不正，作为下级只能调离；作为父亲的不地道，作为儿子也只能离家出走的份。”
撇开忠君，来看看孝道。孝道就是要求绝对的孝顺，即便是摊上一个混帐的老爹，不幸摊上一个歹毒的后妈，你也只有感化他和她份。我的老乡鱼台人闵子骞(孔子的弟子)，后母虐待他，在给他做棉袄的时候，用苇絮当棉花。整天冻得打哆嗦，浑身长满了冻疮，闵子骞却连个屁也不敢放。父亲非但不关心孩子，反而认为孩子是在装相，并用鞭打他，露出苇絮。这就是“鞭打芦花”的典故由来。
前些时间，鱼台豫剧团为了宣传传统文化，把《鞭打芦花》搬上了舞台，说是弘扬传统美德。老翟看后，很是气愤，说，这是弘扬什么样的美德？纯是弘扬儒家糟粕的道德文化。中国人平时不争气，根子就在于这些糟粕文化积淀的太多、太厚的缘故。一位孝子，大冬天为了让父亲吃上鱼，不惜用身体去暖化河里的冰，以此来捞鱼给自己的父亲吃。把一个没有头脑的憨熊，树为全国杰出青年，让全国人民学习，并且一学就是几千年。如此荒唐的文化，也难怪独裁制度和儒家文化如此喜欢。
原本在《孝，中国人被奴化和被异化的开始》一文指出：“孝，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受到其父母的侵害。而不以此为侵害还以此为自己天经地义的义务的好子女，其精神就受到了可怕的倾斜和异化，这使得他同样地以不公平对待自己的子女为自己所受侵害的补偿，就如受了别人的侵害而不去向加害者要求公平，而是去侵害另外的人而补偿自己的利益和维护自己的不当的倾斜精神一样。在如此压力下成长的人，长大后也无公平心对人可言!使人受到侵害或侵害别人却不知是侵害，使人受辱却不知是在受辱。要么是别人的奴隶，要么是别人的恶主，要么受别人欺辱，要么欺辱别人，还以为那理所当然!”
传统孝道不仅束缚人性，而且阻碍社会的发展。在孝道的形成和发展集大成的地方，莫过于古代的鲁国。几千年来，曾经是经济文化中心的曲阜就再也没有创造过辉煌。父母死了，守孝三年，孔子死了，他的弟子也跟着守孝三年，其中一个弟子守孝六年。如此孝道，鲁国能不落后吗？在日本人全面向中国学习的时候，日本人在学习中扬弃的东西中，其中一是科举，一是孝道。正是这两种东西被扬弃，日本人才没有象中国人那样长时间内社会不争。
孝道跟政治结合，必然把孝道引向极端。孝道跟专制制度结合，不仅束缚了人的发展，而且扼杀人性。制度化的孝道，要求人们绝对的顺从，否则，便是对政权的反抗。孝道成了力量的罪恶后，孝道吃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某留美女博士夫妇前来看望亲人，女博士的父亲认为女儿是自己供养的，非要博士夫妇，为自己的傻儿子出钱盖房，被拒绝后。女博士父亲认为女儿不守孝道，在传统孝道的观念中不能清醒。最后，举起斧子，砍杀了两个博士。
专制下的人民，是社会堕落的土壤；孝道下的儿女，是道德的豆腐渣工程。没有正直的孝道同毫无是非的专制制度结合，是国家、社会和个人退化和不幸的总根源。如果不彻底清除传统孝道中消极的东西，国人就不能轻装前进，国人正直的品性就无法生成。孝道核心和实质就是权势者绝对地凌辱弱者、父母对子女绝对的支配和凌辱。于是，父母对子女、权势对弱者，只有强者的开恩，没有弱者的抗辩人。对他们来说：压迫就是爱，绝对的压迫就是绝对的爱护。作为弱者只有自虐或默默承受，不能有丝毫的争辩权力。
孝道和专制制度在东方社会确立和长期存在，人的自私基因和文化获得全面胜利，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大面积坍塌。或许人们说宪法里没有孝？党章里也没有孝？在今天谁讲孝道了？其实，孝道比比皆是，只不过“孝顺”二字变成了赤裸裸的热爱，孝顺的对象也由孝敬长辈演变为个人和组织。任不寐在《孝道是力量的罪恶》一文指出：“在古代，孩子的工具化是以孝的名义实现的，到了近代和现代，孩子又同时成为一种新孝道的牺牲：成年野兽和国家专制勾结起来，以各种大义名份的名义，以传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义，屠杀、利用和虐待孩子孩子们纷纷老化，孩子们纷纷死去。这是力量对软弱的伤害，是现在对未来的伤害，是自然法则对道德法则的伤害。”
对于传统的孝道，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否定。我们要培养孩子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观念，就必须跟新老孝道观念作斗争。可是，现实中，却有不少人呼吁要恢复传统的孝道，拿孝道耀武扬威。其实，传统孝道的作用早就被人夸大过，并在当时成为笑谈。西汉王朝时，张角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大臣向栩向皇帝建议曰：“我有一计，不须兴兵，便可使黄巾军退去。”人问：“此是何计，请速讲来。”向栩道：“只需派人在黄河边上，面对北方读《孝经》，兵自可退去。”人又问：“你此说有何依据啊？”向栩笑道：“难道你没听说过吗？半部《论语》定天下，一部《孝经》又怎么不能退黄巾军呢!”因为满朝文武熟知《孝经》，向栩也被天下人传为笑谈。
尽管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们“一部《孝经》救不了东汉”，但相信“孝”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在中国却大有人在。一千五百年后的军阀们下令教学生猛念《孝经》，认为《孝经》可以消除年轻人的锐气，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是在今天，人们依然认为有必要向儿童、青年灌输孝道，惟有如此，中国现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古代的《孝经》救不了东汉，现代的孝道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问题只能越积越多。在以老子为本位的孝道里，晚辈不敢超越父母，下级不能纠正上级错误。老子故步自封，儿子难有作为，长期下去，国家和民族也只能更加积贫积弱。
传统孝道以老子为本位，儿子不过是父母的工具。在以父母为中心的孝道束缚下，“父母在，不远游”。一个人要有大的作为，就必须背叛传统孝道。在对历史有贡献的群体中，多数是“不孝子孙”创造的。历史上所有的第一代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一不是孝道的背叛者，革命本身就是家族制度最大的背叛，而且革命所使用的手段也是最大的“不忠不孝”。历史上的开国元勋，无一不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子孙。因为革命，不仅给自己亲人带杀身之祸，而且给家族带来了“灭族”之灾。事实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不仅是亡命之徒，严格地讲也是不孝子孙。
据正史记载，刘邦革命时，项羽要用大锅煮他的父亲，刘邦接受谋事的建议，派人对项羽说：“如果你们要把我父亲煮汤的话，我也想分一碗喝。”项羽见刘邦如此不孝，也就只好作罢。野史记载中，刘邦的后代刘备在参加革命，为了解除革命的后顾之忧，他与关羽、张飞合计，互相杀了自己的亲人。因为毛泽东投身革命，自己的多名亲人被杀。周恩来参加革命，完全背叛了自己家庭的意愿。邓小平14岁外出上学，一直到死也没有回乡一趟。
孝和爱是两回事，孝的精神尽管也有爱的影子，但是孝道中的爱，往往跟现代爱的精神相背离。爱要求以子女为本位，互相承认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孝则以父亲为本位，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柏杨说：“中国古老的孝道，花样繁多，不能备载，对年轻人要求也是五花八门，惨不忍睹。卫道之士们左拼右凑，著成一部不朽巨著——《孝经》。一部书一旦自称或被称为经，那就具有谁敢碰它谁就要倒楣的威力。于是不久就把孝道神话起来，认为只要《孝经》一读，孝道一行，人类一切纷争都没有啦，天下非太平不可。就在1910年代，终于激起了“非孝”的反动。现在我们说的孝道，非只是为了保持老一辈，也是为了保护小一辈，保护社会的安全，和保护人类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