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员 大雪
长期贫困的生活培育出人的"贫困基因"，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恐惧基因"。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老百姓内心的恐慌、焦虑、担忧变得合理，甚至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钢管焊成一人宽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20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21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9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隋末、唐末、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长期贫困的生活培育出人的"贫困基因"，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恐惧基因"。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老百姓内心的恐慌、焦虑、担忧变得合理，甚至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钢管焊成一人宽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20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21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9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隋末、唐末、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